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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公务员考试 收入分配
受权发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结果报告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2024年3月12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以及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对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进行初步审查的基础上，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又作了进一步审查。国务院根据审查意见对报告作了修改。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24年，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认真落实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和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决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是好的，实现了“十一五”的良好开局。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取得成效，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经济效益稳步提高，物价基本稳定，粮食连续三年增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顺利推进，重点领域的改革继续深化，对外开放迈出重要步伐，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取得新进展，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我们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又迈出坚实的一步。同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一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年度目标没有实现，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还比较突出，食品药品安全、就业、医疗、教育、住房、收入分配、安全生产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都需要在今后工作中继续努力解决。
二、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体现了“十一五”规划纲要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和要求，突出了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工作重点，指导思想明确，主要目标和总体安排可行。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三、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完成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要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着重抓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根据经济运行的新情况及时完善政策措施，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切实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继续严把土地、信贷闸门，提高建设项目在环保、节能、安全等方面的准入标准，严格控制新上项目和城市建设规模，遏制重复建设，提高投资效益。着力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综合运用多种经济政策手段，有效缓解国际收支顺差过多问题。引导银行控制信贷投放，重点控制中长期贷款增长，加大对“三农”、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支持。要在政策落实上狠下功夫，确保宏观调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继续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立稳定长效机制，继续加大对“三农”投入力度。切实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水气路电设施建设投入，特别要重视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加强对支农资金的整合与监管，提高使用效益。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切实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完善各项惠农支农政策，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新型农民，发挥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三）加大节能减排工作力度，扭转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节能减排目标是“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重要约束性指标，必须加大工作力度，坚定不移地实现。要进一步提高对节能减排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以节能降耗、保护环境和集约用地为切入点，促进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和质量、效益提高。推进节能环保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工作，健全产品能耗和环保标准，加强和完善相关统计工作。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强化监督和问责机制，严肃查处违法行为。完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快形成有效的资源开发和生态补偿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完善土地、能源、水等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使资源价格能够反映市场供求、稀缺程度和生态环境成本。鼓励、支持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加大重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力度，做好城市废气、污水、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
（四）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采取有效政策措施，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着力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依法坚决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升工业层次和水平。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各项政策措施，发挥各地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加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发挥主体作用，健全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金融政策和政府采购制度，完善促进创业风险投资的政策，切实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
（五）更加注重解决民生问题，积极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下大力气解决人民群众在上学、就业、看病、住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积极促进教育公平，推动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倾斜。继续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就业服务和培训，加大对困难群体就业的扶持力度。创造良好政策环境，积极支持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格局，规范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合理调整和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着力解决农民工养老、医疗、工伤保险和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城市低保制度。尽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完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继续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改善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认真做好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抓紧制定相关法律。加强安全生产特别是煤矿安全生产管理，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
（六）深化各项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落实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和配套措施。继续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推动政策性银行改革，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切实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安全。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继续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口，扩大进口，妥善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努力改善贸易不平衡状况。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合理引导外资投向。鼓励和规范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积极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转变政府职能。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06年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执行与07年草案报告摘要
两会受权发布：关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摘要）
新华网北京３月６日电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５日向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了《关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摘要如下：
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2024年，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按照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条件进一步改善，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发展势头进一步趋好，实现了“十一五”良好开局，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国民经济运行保持增长速度较快、经济效益较好、物价水平较低的良好态势。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0.94万亿元，增长10.7%。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显著增强，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年度之间、季度之间波幅都比较小。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1.5%。全国财政收入3.93万亿元，增长24.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8784亿元，增长31%。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23%，这是2024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9%。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所缓解。投资增幅有所回落，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比上年下降2个百分点。货币信贷增幅趋缓。煤电运紧张状况明显改善。粮食、化肥等重点物资运输得到较好保障。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惠农政策进一步完善。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加上已经取消的屠宰税、牧业税等涉农税费，每年减轻农民负担约1250亿元。实行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全年补贴超过300亿元；增加对财政困难县和产粮大县的转移支付，奖励补助235亿元。支农投入持续增加。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3397亿元（不包括用石油特别收益金安排的对种粮农民综合直补120亿元），比上年增加422亿元。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中央投入60亿元，比上年增长2倍，地方投入约69亿元，使2897万农民受益；农村沼气建设，中央投入25亿元，比上年增长1.5倍，地方投入15.6亿元，新增沼气用户约450万户；农村公路改造工程，中央安排投资190亿元，地方投入240亿元。共改扩建通乡通村沥青（水泥）路12万公里。农业结构继续优化。粮食种植面积比上年增加110万公顷，达到10538万公顷。粮食再获丰收，总产量9949亿斤，比上年增加268.8亿斤。
——经济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工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8.7%，比工业增幅高2.1个百分点。大型薄板热连轧成套设备、大型电站空冷系统等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取得实质性突破。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积极推进。出台了一批支持自主创新的配套政策实施细则，十六个重大科技专项相继启动前期论证。超声医疗、燃料电池等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组建完成，新增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92家，首批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开始启动。服务业稳步发展，增加值达到82703亿元，增长10.3%。交通运输供给能力明显增强。物流配送、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加快，消费性服务业中新兴业态、新兴产品不断涌现。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成绩。
——社会事业和民生工作得到加强。优先发展教育取得新进展。全国又有83个县通过“两基”验收。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开局良好，2024年已经惠及5200万名农村中小学学生，平均每个小学生年减负140元，初中生减负180元。中西部农村地区3730万名贫困家庭学生获得免费教科书，780万名农村寄宿学生获得生活费补助。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9%，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2%。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继续加强。安排国债资金27亿元，地方配套17亿元，支持了5436所乡镇卫生院和672所县医院、县中医院、县妇幼保健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覆盖全国大中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初步形成。文化、旅游和体育事业加快发展。50户以上通电自然村农民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目标全部实现，农村电影放映工程进展顺利。重点文化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加强。红色旅游点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北京31个奥运比赛场馆已有30个开工建设。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实际增长7.4％和10.4%。29个省（区、市）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的各项制度不断完善。城镇新增就业1184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4.1%。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扩大。各类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标准大幅度提高。水库移民征地补偿和后期扶持政策逐步完善，受益农民达到2288万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7%，增幅较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
——节能减排和生态保护力度加大。节约能源资源和发展循环经济工作明显加强。发布了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与30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部分中央企业签订了节能减排目标责任书。节能目标责任和评价考核体系初步建立，单位GDP能耗和单位工业增加值水耗公报制度正式实施。全面推进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开展千家高耗能企业节能行动。组织实施了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积极推进。清洁生产全面展开，发布了国家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导向目录和评价指标体系。城市污水处理率和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56％和54%，分别比上年提高4个和2.3个百分点。
全国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增幅分别下降11.3个和4.4个百分点。全年退耕还林26.7万公顷，退牧还草1000万公顷。
——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深化。北京、内蒙古等8个省份和部分市县开展了农村综合改革试点。第二批74家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改革基本完成。垄断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邮政管理初步实现政企分开。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成功上市。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投资体制改革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开始启动。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继续改善。积极推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进出口总额达1.76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8%。
2024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2024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党的十七大召开创造良好环境。
按照上述要求，兼顾需要和可能，并与“十一五”规划《纲要》相衔接，提出了2024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减少排放的基础上，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城镇新增就业不低于9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实际增长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3％以内。
——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各项事业进一步发展。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1.56%。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5%，普通高等学校计划招生567万人，研究生42.4万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7.5‰。
——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改善。
2024年经济社会发展的８项任务和措施
——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适当减少中央财政赤字，继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2024年，中央财政赤字拟控制在2450亿元，比上年预算赤字减少500亿元。缩减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合理安排中央投资。建议2024年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00亿元，比上年减少100亿元；拟安排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资金804亿元，比上年预算增加250亿元；两项合计，中央政府建设投资总规模为1304亿元。按照优化结构、突出重点、加强薄弱环节、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要求，做到中央政府建设投资用于直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投入、用于支持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用于西部大开发的投入均高于上年。同时加大对节能环保和自主创新的支持。保持货币供应量合理增长，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继续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严把土地、信贷闸门和市场准入门槛，继续控制产能过剩和消耗高、污染重行业的发展。加强关系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建设。强化投资项目监管。着力扩大消费需求。关键是不断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落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各项政策，加快建设廉租房和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改善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依法打击房地产开发、交易、中介等环节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继续加强煤电油运供需衔接，优先协调解决居民生活需要，保障医院、学校、金融、粮食、化肥等重点领域和单位的需求。——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重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巩固、完善、加强支农惠农政策，切实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大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继续搞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和国家大型商品粮基地建设。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继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今年再解决3200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新增农村沼气用户500万户。支持县乡公路改造和通村道路建
设，抓好中西部农村电网改造和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完成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和西部“两基”攻坚任务，继续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启动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加强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范围。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进一步整合支农投资，建立支农投资规划计划衔接和部门沟通机制，完善投入管理办法。
——着力做好节能减排工作，加强环境保护和集约用地。为了实现“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五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目标，要知难而上，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做出更大的努力，坚持以节能降耗、污染减排和集约用地为突破口和重要抓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鼓励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引导企业兼并重组，加快推动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中不符合准入条件的落后生产能力退出市场，促进集约发展。与此同时，切实抓好以下八方面工作：落实目标责任，严格执行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目标责任制，加快建立科学统一的节能减排统计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健全节能减排工作实绩评价考核机制；突出重点领域，在钢铁、有色、电力、石油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和领域，利用中央和地方投资，全面实施低效燃煤工业锅炉（窑炉）改造、区域热电联产、余热余压利用、节约和替代石油、绿色照明等十大重点节能工程；深入开展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加强能源审计，在重点耗能行业选择一批节能潜力大、应用面广的重大节能技术，加大攻关和推广力度。严把源头关口。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把能耗作为项目审批、核准和开工建设的强制性门槛；改进发电调度方式，加快火电行业“上大压小”的工作进度，今年要关停1000万千瓦小火电机组。所有新建火电厂都要同步安装脱硫设施，发布实施现有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治理规划。力争淘汰落后炼铁产能3000万吨、落后炼钢产能3500万吨。强化政策支持。完善有利于节能降耗的财税政策，中央财政设立节能专项资金，支持高效节能产品推广、重大节能项目建设和重大节能技术示范；完善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差别电价和水价政策，所有设市城市都要在规定期限内开征垃圾处理费。发展循环经济，抓紧编制国家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完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统计制度，推进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加强环境保护，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对严重超标排放企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限期完成清洁生产改造；搞好监督检查，开展节能减排专项检查，加强对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能效标识和高耗能企业节能措施等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节约集约用地，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
——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再出台一批支持自主创新的配套政策实施细则。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组建一批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选择支持一批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推动应用技术研究院所与生产企业重组。继续建设公共技术支撑平台，加强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中介服务，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快发展服务业。搞好服务业重点领域规划和项目建设。调整优化工业结构。落实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完善行业准入管理制度，加快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鼓励和支持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纺织、造纸等行业的企业兼并重组，依法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广泛应用先进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特别是要加强对钢铁、建材、煤炭、电力、石油化工、建筑等行业的技术改造。增强高技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继续实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信息安全等高技术工程和产业化专项。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有序发展替代能源。——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组织实施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加快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科技教育发展。新开工建设一批重点工程。加大东中西协调互动力度。积极推动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继续做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推进采煤沉陷区治理和棚户区改造。落实促进中部崛起的政策措施。加强中部粮食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基地以及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加快发展现代流通业。鼓励东部地区不断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科学发展、转变增长方式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分层次开展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编制工作。编制完成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扎实推进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编制。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做好海洋规划，扶持海洋经济发展。
——继续深化各项改革，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科学界定政府机构职责，健全行政运行机制，改进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推进依法行政，强化行政问责制。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巩固和发展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着力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民权益。继续推进企业改革。深化电信、电力、民航、邮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继续推进供水、供气、供热等市政公用事业改革。全面落实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快金融改革与创新。稳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大力发展教育、卫生、文化事业，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推动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完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抓紧研究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大力发展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体育等事业。全力搞好奥运场馆建设。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认真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切实做好收入分配工作。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城市低保制度，在全国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强化食品药品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继续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大力加强食品药品质量和餐饮卫生监管。完善安全生产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积极推进煤矿瓦斯治理和整顿关闭两项攻坚任务。继续做好扶贫开发工作，落实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认真做好灾区恢复重建工作，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
缓解和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要靠发展改革调节
新华网北京３月７日电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７日表示，要真正缓解和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还要经过长期努力，根本是３条：靠发展、靠改革、靠调节。
马凯指出，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把国民经济蛋糕做大，做大才能切好；要深化包括收入分配体制在内的诸多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要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另一个就是要创造一个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过程平等的体制机制环境；要提高低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调节高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马凯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总体收入水平提高和生活改善的同时，确实有快有慢。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在拉大，有的甚至还比较严重。这个问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社会的安定。
马凯指出，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原因，也与我们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有关；有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别，比如上海和青海，地理条件、位置就是不一样；有体制方面的原因，我们现在收入分配制度还不完善；也有调节不力的问题，非法收入、灰色收入还存在，收入秩序存在一些混乱的问题。当然也有阶段性、过程性的因素，国际经验也表明，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的某一个历史阶段，往往出现收入差距扩大这样一个过程。
马凯表示，为了解决、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说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为了缩小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差距，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他介绍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债和中央预算内投资总额达到了４６００亿，中央专项和一般的转移支付超过５０００亿元，再加上铁路、公路等专项建设基金投入到西部地区，总计要超过１２０００亿人民币，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解决低收入困难群体的生产生活问题，建立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实行最低工资制度。为了调节过高收入，加大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力度。去年全年征收了２４００多亿，是２０００年的３．７倍。
第二篇：2024 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收入分配改革新方案
2024 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收入分配改革新方案
【背景链接】
2024 年10 月17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近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表示，四季度将会制定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总体方案。
【标准表述】
[深入分析]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实现的核心，没有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就会加剧。倘若放任目前贫富差距放大，中公教育那么阶层固化的趋势将会导致“马太效应”——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和稳定性更是难以保证。一旦社会体系的稳定出现问题，效率将难以为继。
从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到了接近必须改革的时期，传统出口型经济模式已无空间，而内需拉动型中公教育经济有待提升。拉动内需主要依靠整体消费能力的提升，而整体消费能力则依赖于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目前金字塔型的收入结构整体消费能力肯定偏弱，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有消费欲望，但是缺乏实际可支配收入。而少数高收入阶层要么已经过度消费，要么将消费能力转移至海外，对中国经济的消费支撑作用非常有限。宏观方面，政府、企业在整个收入分配格局中占比较高，且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个人的收入占比则处于正常水平下方。微观方面，高收入群体往往处于整个收入分配和社会阶层食物链的顶端，其所能动用的资源是其他阶层难以匹敌的，事实上这一群体往往在享有大量灰色收入的同时拥有极高的避税能力。
[措施]
中公教育专家认为，从总体来看，收入分配改革事关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全局，必须加以审慎稳妥的推进。
一方面，高收入群体的灰色收入和避税能力需要得到有效的监测。“提低、扩中、控高”三大战略中最难操作的可能就是“控高”，并且这直接关系到众多监管者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关注“提低”过程中的公平性问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确保公众在起点上的一致性，增强阶层流动以提高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如果在“提低”的过程中忽略了公平性的问题，则很可能恶化起点的公平。譬如在中公教育完善社会保障时，将经济适用房分配给隐性的高收入人群，而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却连分配廉租房的机会都没有，那么这样的资源错配只会增加不公平的挫折感，不会对“提低”产生任何益处。
第三篇：收入分配
时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的思考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03-30 16:05:00 ] 作者：赵惜红 编辑：studa20
摘要：在我国个人收入实行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条件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个人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与日俱增，个人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不容忽视。它关系国计民生，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因此，要实行科学的分配制度，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这不仅有助于妥善处理社会各个阶层、群体的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而且有利于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持社会的良性运行。，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财产性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分配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目前我国社会比较突出，并引起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绝对平均主义到注重效率、适当拉开差距、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到现在部分社会成员差距过大这样一个过程的转变，使我们认识到，绝对平均不利于提高效率，而收入差距过大，将影响社会公平，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当今社会上出现个人收入差距过大，可能影响社会安定的时候，就必须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一、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与不合理现象
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取向，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的作用。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应看到转型期急剧变动的社会结构及尚存欠缺的调节机制，使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呈“全范围、多层次”扩大之势。目前中国个人收入差距不合理表现在：
(一)不同群体收入差距大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及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其中行业间收入差距与不同群体问差距过大情况呈加速化倾向。普通职工，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职工和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不仅过低，而且增长慢，过大的收入差距，甚至使“平均工资”指标难以反映普通职工真实的收入增长情况。更值得关注的是，收入扩大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加速，至今仍呈逐年扩大之势。
(二)劳动报酬分配太少
资本分配太多、劳动分配太少，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偏移。据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社会发展研究室介绍，2024年中国劳动分配率(劳动报酬占CDP比重)为57.6％，2024年则降为41.4％，两年之内下降16个百分点。与此对应的则是资本分配的比重提高，达到了1／3以上，远高于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呈下降趋势。2024—2024年的统计显示，职工工资占CDP比重分别为10.6％、10.8％和11.1％。
(三)少数人收入受益大
尽管改革使大多数人收入有了显著提高，但受益最大的和受益最小的群体相对固定。对于中低收入居民来讲，由于医疗教育改革偏差，使中低收入者医疗教育负担过重，加上住房以卖代租和房价暴涨，使他们受益较小。而极少数的部分群体受益较大。经国家有关部门测算，从家用汽车拥有量、住宅、银行存款分布差距等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等指标分析，国民收入分配向高收入阶层倾斜态势。
(四)少数人财产比重过大
中国城乡居民财产分布的差距已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比重已经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所占比重约为1％。近年来，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是劳动收入(城镇工薪收入和农村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倍。尽管财产分布差距是收入差距逐年累计形成的，但目前的情况是多数人还不具备依靠财产改善收入的条件。高收人阶层在股市、房市等方面的加速扩张，将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不合理状况。
(五)国家储蓄增速过快
国家和企业储蓄增速明显快于城乡居民储蓄增速。近年来企业的储蓄率在稳步上升，政府的储蓄率也呈急剧上升趋势，而居民储蓄率则在下降。
个人收入分配持续扩大，沉淀了许多社会矛盾，构成了巨大的社会张力，有些甚至到了一触即发的严重程度，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对收人分配进行调整已是形势所迫。
二、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基本因素是我国分配方式变革的结果。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收入差距特别是初次分配差距的拉大是一种必然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合理的收人差距是一种动力，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益提高，有利于激发个人资本投入和智力投入积极性的发挥，是符合改革初衷的。但是，目前我国现实生活中个人收人分配差距扩大，是由许多不合理因素造成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因素：
(一)“二元”经济结构存在是导致收入分配扩大的根本原因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我国城乡差距之所以显著，这与政策有较大的关系。城乡差距问题在解放前就存在。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提出了加速实现工业化的奋斗目标。于是，政府通过政策和制度手段，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将资本从农业转向工业。据统计，在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剪刀差”大约取得了5 100亿元；在1979—1994年的16年问，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占有了大约15 000亿元的收入，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 755亿元，各项支农支出3 769亿元，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农业剩余约12 986亿元，农民平均每年的总负担高达811亿元。“剪刀差”的长期存在，是造成我国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近30多年的改革在消除城乡差别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但城乡二元体制尚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2024年我国城乡居民可统计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23倍，2024年和2024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维持在3.20倍的高位上。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各种补贴和福利，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要更大。
(二)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拉大居民间的贫富差距
制度因素对居民个人收入有着直接的影响。社会经济制度上的缺陷对居民收人分配最有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低收入者保障不够和对高收入的调节不力两个方面。对高收入的调节不力，主要体现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不够。由于当前税制还有诸多缺陷，这一方面影响了对高收入者实施有效的税收渊节，另一方面又大大限制了政府对低收入者实施转移支付的能力。一是城乡居民之间承担的税负不均。二是高低收入者之间承担的税负不均，目前，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收人中，工薪阶层占了很大的比重，而一些高收入者却通过各种方式偷漏税，高低收入者的税负不均。三是收入再分配方面缺乏完善的政策措施，开征的税种少，税率低，管理不严，偷漏税现象严重，查处困难。由于税收不力，高收入挣得多，交得少，拉大了贫富差距，也刺激了低收入群体的不平衡心理。
(三)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
许多不正常收入乃至非法收入都同转型期的种种无序状态有关。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对的，也极大的激励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于许多人似乎忘了先富的前提条件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1984年，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同时伴生的竟是国有资产流失，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竞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这些年，因为监督机制缺位，甚至是权力的介入，产生大量黑色收入，导致一部分人暴富，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另外，还有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西方把这种因享有特权而获得的额外利益的现象称为寻租行为。寻租泛滥，很多人产生严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四)劳动报酬水平偏低、增长幅度偏小，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平均水平快速增长，但收入差距也不断拉大，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因素。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部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结构比较单一，并且主要通过初次分配的形式来获得。而初次分配劳动报酬存在水平偏低、增长幅度偏小的情况。此外，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保障体系覆盖面较窄，保障水平低。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国家财力的制约，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基本局限于城镇居民，广大农村居民基本上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并且社会保障基金基础脆弱，征收困难，缺口较大，总体保障水平低，没有发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抚恤、社会福利救济和社会保障的补助支出的费用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只有3％。
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思考
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目前我国社会比较突出，并引起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与日俱增，在社会生活中的负面影响也是很大的。因此，这个问题不容忽视，它关系国计民生，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必须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怎样缩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笔者有以下几方面的思考：
(一)应建立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逐步化解城乡二元矛盾
关于农民收入的问题，这几年农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但是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城乡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2024年、2024年、202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6.8％、6.2％和7.4％，农民收入增幅连续三年超过6％，是1985年以来的首次。尽管这几年农民收人增长的速度较快，但仍然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所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仍在扩大。2024年和2024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3.21：1和3.22：1，2024年扩大到3.28：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8 172.5元。所以说，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促进农民增收的任务还非常艰巨。中央提出了“两个趋向”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根据上述论断，自2024年以来已经有22个省市陆续取消了农业税，从而标志着中国“以工哺农”时代的来临。不过，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农民人口比重较大，远远超过了别的国家实施“以工哺农”时候的水平，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在稳定、完善和强化农业扶持政策的同时，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市场化。借鉴国际经验，加速城市化和乡镇化发展，促进农村人口快速迁移，建立一个城乡和谐发展的社会环境。
(二)让更多的人拥有财产性收入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如何改革分配体制，如何增长广大民众的收入，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部分。对财产性的收入要放在中国当前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来理解，按劳分配一直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群众的劳动收入在增长，财富也在劳动中不断增长。如何让财富成为资本，成为收入的重要来源，重要的是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而不是“少数群众”拥有。目前我国已经有一部分城镇居民获得了财产性收入，2024年城镇住户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家庭占18.2％，比2024年16.4％提高了1.8％个百分点。但还存在着问题：一是获得财产性收入的还很少，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也就是少数高收入者获得了绝大多数的财产性收入。2024年最高收入10％家庭人均拥有财产性收入为1 279.28元，而最低收入10％家庭人均只有35.29元。二是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比例还比较低，2024年，我国城镇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仅为244.01元，占当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1％。三是获得层次性收入的途径还比较窄。主要通过出租房屋收入所得、股息与红利收入所得。现在看来，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最关键的是劳动收入提高。十七大报告指出“提高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现在，国家税收增长过快，是GDP增速的3倍。因此，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的可行的办法就是适当减税。建立企业员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一是企业员工工资的增长与企业收入增长保持同步。二是企业员工货币工资要与物价指数挂钩。现在物价指数在涨，而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过慢。另外，在经济转轨中，国有财富的转化与分配制度要做到公平公正，否则，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最初始的地方就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公，这不仅不能为广大群众创造财产性收入，而且还会人为制造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导致社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三)加强法制建设，大力惩治腐败
非法非正常收入等分配不公现象搞乱了经济秩序，极大地抵消了扩张政策的效力。利用权力、地位致富的人手中掌握资金虽多，但是，既不会用于投资也因职务高消费而无需再消费，故使大量资金不能形成国内有效需求。分配不公使部分人将主要精力放在钻政策空子、投机钻营牟、取暴利，而非法致富上，根本不会借助正当的生产经营来做大企业、扩大生产、发展经济，而谋求合法利益。分配不公会带来一定的经济风险，加剧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加深城乡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前，由经济违法及腐败造成的贫富悬殊性质恶劣，已引起人们的不满，对此进行依法治理已刻不容缓。对侵吞公有财产、偷逃漏税、行贿受贿、权钱交易等取得的收入必须坚决依法惩处。要通过立法规定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完善税法，加强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
(四)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扩张需求总量
要改变我国低收人群体特别庞大的现状，唯一的办法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迅速压缩低收入群体，扩张中等收入群体。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约为15％～20％，按照“橄榄型”最佳结构的要求，到2024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应扩大到35％～40％。当前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应采取下列措施：大力发展经济，兴办新兴产业、朝阳产业和优质高效农业，大量吸纳高素质劳动者，形成较高回报，积极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加大分配制度改革力度，多方面探索按要素分配的途径，为中低收入者获取资产性收益创造条件；想方设法为低收入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机会，提高能力素质，努力增加中高级劳动者人数，扩大就业；拆除城乡壁垒，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等等。
总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个人收入在快速增长，致使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为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由于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健全、少数人通过非法权力与手段获取不正常与非法收入、宏观调控机制不健全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诸多原因，致使不同人民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这虽有它的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随之产生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为了推进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迅速建立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让更多的人拥有财产性收入、加强法制建设以消除非法正常收入现象、兴办新型产业以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有效的长期保持不同群体收入增长中的适当而合理的差距。
对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思考
杨晶
【正文】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一个关乎全局的大问题，全党都应给予重视。①合理的货币收入差距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其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可以刺激社会成员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因为利益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创造价值量大或决策科学的劳动者就可能获取较高的收入。二是能在一定范围内促进社会消费的总量和结构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消费结构的升级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三是通过影响消费来促进生产的梯度转移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当前，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总体提高，但同时出现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在逐步扩大的现象。从基尼系数看，有三种估计：低估计零点四左右，中估计零点四五左右，高估计零点五左右。不管是哪种估计都可看出我国收入差距确实在扩大。
一、关于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状况
(一)城乡差距是中国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
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1985年达到历史最底点，为1.91：1，1994年达到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86：1，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为2.47：1，小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2024年突破历史最高点为2，90：1，2024年继续扩大到3.11：1，2024年扩大到3.23：1，2024年扩大到3.23：1。此外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在扩大。2024年的基尼系数扩大为0.37，比1995年的最高点扩大3个百分点。在城镇居民内部，2024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4，比2024年又提高0.018。②
(二)不同行业存在不同收入差距，不同经济成分也存在着收入差距。
一般来说竞争性行业收入比较低，垄断性行业收入比较高；行政事业单位收入稳定且比较高，生产一线工人收入低；企业管理人员收入高，一般技术人员收入比较低。另外不同经济成分之间也存在着收入差距如，如国有企业职工不如一些非国有企业职工收入高，尤其不如外资企业职工收入高，国企业职工产值贡献率大收入并不高是不公平的。
(三)地区间收入差距问题比较突出。
总的来说，我国东部地区收入比西部地区高；南方地区比北方地区高；城市比农村收入高；大城市比小城市收入高；边境口岸区比内地收入高，尤其珠江三角、长江三角洲、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京津唐保地区收入明显比一般地区高，少数富裕地区比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差不了多少；老少边穷地区难以维持温饱，最穷的人均年收入不到三百元，总体说农村苦，农民穷，农业基础差，农民苦最苦是西部，1999年东部农民人均收入3612元，西部人均收1559元不到东部地区农村人均收入一半，只占城市人均收入五分之一。③
(四)体制外灰色收入和法制外黑色收入引发社会不满情绪。
市场经济理念和运行规则的深入人心，经由合法合理途径取得的高收入和扩大随着的收入差距，逐渐被人们理解、认同和接受，引发不满的是体制外的灰色收入和法制外的黑色收入。由于这些非正常收入都是通过非规范、违背法律犯规的途径获取，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因此，常规的收入分配统计资料中，一般都不能涵盖这些非正常收入。这部分非正常收入在我国居民收入中占了一定比重，是我们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有关测算表明，如果把1999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0.397作为正常收入差异程度，若把垄断租金、非法经营收入、政府公务人员租金收入、社会成员偷税漏税收入、公共投资及公共支出转移形成的非规范和非法收入等计算在内居民基尼系数将达0.45左右。另一项测算认为，1988至1999年我国正常收入的基尼系数0.3～0.4之间，属于比较合理收入差距范围，但如果考虑非正常收入因素，基尼系数基本处于0.4～0.5的差距较大的区间。④由于非规范非正常收入占相当比重，人们对由此而来的收入差距拉大愤懑不平。目前我国有一批百万富翁，还有少量亿万富翁，与此同时还有几千万人口收入达不到温饱线。贫困人口不仅农村有，城市也有，尤其城市下岗失业且无技能人员，他们比农村农民还困难，农民至少有一点土地保障生存底线，他们几乎没有可供依赖的生存资源。由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大，城乡居民有不满情绪，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可能会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妨碍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二、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原因
(一)合理的因素
1、地区之间由于地理与历史的因素，比如气候、土地、矿产、交通、原有经济和技术力量等方面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而出现的收入上的明显差距。东部地区由于占了政策和地理位置之先，在改革开放中先富了起来。不同民族所占有的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很不相同。中国多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在世界上属于低水平，资源的相对不足，分布不均，使中国的地域性贫富差距很难在短时间内得以有效克服。
2、由于各个企业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上，比如对把握市场信息、新品开发、营销策略及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经济效益不同而造成收入上的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价值规律在其中起重要作用，它通过价格、竞争、供求来促使资源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企业提高技术力量和管理水平，以及商品生产者优胜劣汰。
3、由于劳动者个人在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经营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其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创造的劳动价值也各不相同。根据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收入水平也不一样，既使收入水平相同，因家庭负担不同，也有生活上的富裕差别。在波兰，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的贫困的可能性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9 倍。因为在体力一定的情况下，获得收入的能力取决于受教育状况。
4、由于现阶段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制度，以及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有起来的“大政策”，使一些从事非公有制经济的人员，有些有条件的地区和个人增加了收入，拉开了差距。中国地区之间的梯度差异主要是中央给予了它们在财政、投资和贸易方面的有利政策后，才迅速地显现出来和得以持续的。1997年，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多少排序的前六名中，全部是东部地区(广东、上海、北京、浙江、天津和福建)。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富差距难以遏制的最深层的原因之一。1998 年全国注册的私营企业12011 万户，注册资金总额为7 198 亿元，户均60 万元。超过50 万元的达到了1101 万户⑤。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大户，不仅属于高收入阶层，而且其财富正在以很快的速度递增着。
上述种种收入差距，有的是历史原因形成的，有的则与现行的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有关，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所决定的，因而是客观的、合法的、也是必然的。它将进一步激发人们的致富热情和竞争意识，促使人们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致富门路，从而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不合理的因素
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与之相关的体制、政策、法律、管理还很不完善，各种经济关系尚未理顺，市场秩序还较为混乱，一些人获取的财富与其劳动投入不相称，致使我国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因素：
一是初次分配过程存在许多不平等竞争。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一些个别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或竞争初始条件的不平等分割，获得垄断利润或高额利润，而其他群体或个人则不能，最终形成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所谓“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就是说，不管你本事大小，如果进到一个好的行当里，收入必然就会高。像电力、电信、石油、铁路、民航等行业，垄断利润都很大。据调查1996 年江苏各行业，银行、邮电等工资最高行业与工资最低行业职业平均工资为211 比1。
二是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和功能严重不足。调节高收入并对低收入进行转移支付是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手段。但从现实的情况看，有关手段及功能严重不足。在政府方面，主要问题是税制不健全和监管不力； 在纳税人方面，主要是偷税漏税现象普遍。导致我国“多数人的部分收入和少数人的主要收入”在事实上被隐藏起来了，税收的调节作用软弱无力。据1993年统计，我国每年被截留、漏失的税款至少1 000 亿，相当于此前12 年政府欠下的全部内债。这笔巨款国税大部分显然转化为个人收入，一方面为高收入者“锦上添花”，另一方面使得政府没有财力通过转移支付帮助低收入者。
三是寻租和其他腐败行为。一些社会成员通过偷税漏税、制假贩假、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等非法手段攫取财富，进一步加剧了分配矛盾。当前，寻租一个基本表现形式是掌握公共资源的党政机关所行使的各式各样的行政“审批权”。这其中有些是设租行为； 有些虽然有一定的根据，但缺乏法定程序和必要的外部监督。为了通过各种审批，只好用钱开路。腐败无疑是在地下进行的，强行对其进行数据化推论，很难准确。但无论如何，腐败是一种敛财方式，现在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都有一定份额是由腐败造成的，这是确定无疑的。上述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现象的存在，使一些人在短时间内暴富起来，成为百万富翁； 也使更多的人降低了对“贫富差别”合理性的可信度。
三、缩小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具体对策
（一）建立公平竞争的社会制度环境。
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政策问题和局部利益分配问题，而是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体制问题。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法律法规的完善与贯彻执行、经济体制及其相关配套改革为个人收入分配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提供公平的制度环境、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
（二）保持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
第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第二，促进就业、建立开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第三，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第四，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推动区域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第五，通过教育增加我国人力资本。随着我国市场化的改革，人力资本要素将日益成为决定个人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通过加快教育方式改革，努力培养具有市场经济精神和适应市场经济的人力资本。
（三）建立健全公平有效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市场经济中各经济主体的利益格局是多种分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机制，一个是政府调节机制。一般情况下，市场机制在初次分配领域不能自发地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需要政府在再分配领域运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手段维护市场秩序，实现社会公平。如加强税收调节、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弱势群体进行利益补偿等。
此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强化计划指导下的市场分配机制，减少国家的直接行政管理，加强对基础科研教育等领域收入分配的有计划行政调节，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支持和政策优惠。完善社会分配制度，确保新旧制度的转换：要加强法制建设，特别是针对税收的管理，以及税收法的完善。要实行公平赋税，加强税收管理，健全法制，严明法纪。
四、新时期居民收入分配观的应然重塑
(一)树立差别报酬的分配观。
收入分配差距的产生有其合理性，因而市场主体的分配观首先是对这种差别报酬的认同。收入分配差距的产生，有一部分可能是由于非法或不合理收入造成的，但这一部分非法或不合理收入形成的差距，是经济转轨时期的现象，将随着整个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日趋下降。而大部分的收入分配差距的产生，是经济效率自身要求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之所以有效率，就在于根据各要素在市场运行中的不同贡献进行要素分配，要素贡献的不同自然导致要素报酬的区别。这种分配差距的存在，有利于保证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激励各要素占有者对要素本身的投资升级。自从1992 年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要素分配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的领域和程度在不断扩大，而且我国较长一个时期内仍将处于快速发展的经济起飞阶段，要素的占有不可能完全平等，在要素稀缺的情况下，由要素分配而产生的合理的收入差距将继续存在。因此，整个社会必须树立差别报酬的分配观，只有这样才能为要素分配提供基础性的理念支撑，使市场主体保持提高占有要素质量和合理配置要素的动力。
(二)树立公正合理的分配观。
随着市场秩序的不断完善，必须压缩各种形式的等级收入和非法收入生存的空间，但这会受到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抵制：或者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市场法规的制定进行利己方向的干预，或者将权力作为一种变相资源，获取非法寻租收入。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在旧有的等级分配观受到冲击后还未能树立起公正合理的分配观。因此，树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观，应体现以下原则：第一，分配是按对社会的实际贡献进行的；第二，这种贡献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评价的；第三，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参与社会某一分工的自由。只有树立这种公正合理的分配观，才能强化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平竞争、自强自立的观念。
(三)树立发展变化的分配观。
中国社会的静止分配观尽管受到了很大冲击，但其影响并没有消失，例如很多下岗职工还是在等、靠、要，而不注重新的人力资本的培育；一些农村的居民，放弃政府引导的地理迁移和耕作结构的转换，而固守“祖田”；一些在职人员不注重知识结构等自身人力资本的升级，仍旧抱着一种“铁饭碗”的心理。其实，市场经济的快节奏必然伴随着市场各要素的激烈变动。例如，由于需求结构的升级等原因造成对原有产品需求的大幅减少，使这一产业的工作岗位大量闲置；由于生产、管理、决策等技术水平的提高，使传统型的生产个体失去竞争的实力。可见，由于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快节奏的变化，使各种要素的作用和报酬随之发生变化，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树立发展变化的分配观，就是要求能最大限度地预测相关趋势，提前进行生产结构的转型或要素质量的升级。可以说，发展变化的分配观，是对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结果上的体现，同时也对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着重要的牵引作用。
第四篇：收入分配
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期，也是收入分配调整的关键时期。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着力推进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已成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整体战略部署中举足轻重的一步棋。中央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失衡深得民心，如何建立相关制度安排，早日见到实效令人期待。国家发改委的报告提出将采取系列措施，以加快这方面的改革：
一是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继续提高主要农产品价格，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同时，培育新的收入增长点：加强对农民创业的财税和金融支持，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鼓励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分享产业链各环节增值收益。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农民工就业：加快城镇化步伐，拓展农民外出就业空间；壮大县域经济，积极促进农民就近就地就业；加强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创业能力。
二是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重点帮助因企业经营困难或倒闭而产生的失业人员和“零就业”家庭实现就业、增加收入。认真做好２０１０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工作，并逐步形成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经济形势和物价变化，及时调整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标准、社会救助水平和农村五保供养标准。继续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启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修订工作，力争公布实施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努力减轻低收入群体在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支出负担。
三是稳步提高职工工资收入。推动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以工资集体协商为重点内容，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对象，大力推动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落实义务教育学校、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政策。
四是加强个人收入调节。进一步改革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更好地体现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的要求。强化税源监控，以调节高收入为重点，做到依法治税，应收尽收。同时，加强对企业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严格控制职工福利费在职工总收入中的比重，严格控制以本企业产品和服务作为职工福利。国家出资的电信、电力、交通、热力、供水、燃气等企业，将本企业产品和服务作为职工福利的，应当按商业化原则实行公平交易，不得直接供职工及其亲属免费或者低价使用。
总之，科学的收入分配制度对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形成具有深远意义，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不公体制改革是一项涉及中长期发展的重大改革。要保证这项改革在实施中不流于形式或者走形变样，建议尽快建立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高层协调机制。
第五篇：收入分配
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一、时政背景
今年“两会”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专程来到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访谈室，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联合专访，同海内外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在回答网友问题时，温总理说，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严重存在，将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作为政府今后五年的一项重要任务。
温总理说，“有一个富人就会有五百个穷人”这句话形象地反映了收入分配的不公。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制度的因素。政府已经提出来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在今后收入分配当中，要实行两个“同步”，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要同经济增长同步；职工工资增长要同劳动生产率同步。
温总理提出的两个“同步”，意义重大。“十一五”我国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各地加快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水平逐年提高。但应看到，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普遍较快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实现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将是“十二五”全民关注的最大亮点。因此，“十二五“期间，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是加强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二、收入分配关系存在哪些问题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收入分配问题，这些年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改革。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收入分配领域仍然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有些还呈现加剧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的演变大体可分为向居民倾斜（1978~1995年）和向政府、企业倾斜（1996年至今）两个阶段。2024~2024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从65.5%下降到57.5%，下降8个百分点，政府和企业占比则分别提高5.2个和2.8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从51.4%下降到39.7%。
2.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无论是城乡之间、城乡内部，还是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均呈扩大趋势，低收入群体增收难度较大。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24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呈不断扩大的趋势，2024年达到0.47。现在有些专家计算的甚至超过了0.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2024年的2.79:1扩大到2024年的3.31:1，绝对差距已经超过
1.1万元。就业人员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2024~2024年，在城镇职工中，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其他单位职工实际工资分别增长1.75倍、1.48倍和1.18倍；行业门类间的工资差距由2024年的2.60倍，扩大到2024年的4.46倍；2024年证券和纺织两大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之比达到创记录的10.6倍。低收入群体
收入增幅放缓，2024~2024年，城乡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分别增长90%和64%，明显低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151%和111%的增幅。
3.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特别是腐败和灰色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收入分配差距，社会影响恶劣。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王小鲁的一项研究表明，加上隐性收入后，2024年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从统计显示的9倍扩大到31倍。这些收入主要来自公共资金的流失、银行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收费、行政许可中的寻租、土地收益流失、垄断收益等。
三、关于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几个认识问题
1.有人说，追求公平必然要牺牲效率。你怎么看？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前提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就收入分配而言，公平绝不是平均分配社会财富，而是在保障所有人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基础上，使人们的收入与其能力素质、付出的努力以及合法占有的资源相符。这是因为，抹杀能力素质差异和个人努力程度的绝对平均主义，既无效率也不公平；要提高效率、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就要通过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来提供激励。
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人们的收入必然有高有低，有时高低差距还比较大。如果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于较高的能力素质和较多的贡献付出，是正常市场竞争的结果，那么，在收入再分配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的配合下，适度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会导致社会不和谐。但在现实生活中，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确有一些是不合理、不合法、不公平的。克服了这些问题，就不仅能够促进公平，而且能够提高效率。公平出效率，没有公平就会伤害人们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但如果片面追求收入的绝对平均，实际上也是一种不公平，因为人们的付出不能得到合理回报，其结果只能是共同贫穷。可见，公平与效率并不是简单对立、此消彼长的，应该而且可以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统一起来。
2.有人说，市场经济下，调节收入分配主要靠市场，政府不要插手。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方面的实践证明，在收入分配领域完全依靠行政手段，既无效率也不公平；只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才有可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但也应看到，收入分配决定人的生存和发展，关乎人的自由和尊严，影响发展的动力和社会的稳定，因而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去调节。也就是说，收入分配调节既要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基础性作用，也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关键性作用。
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更多地作用于再分配环节，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手段对初次分配形成的过大差距进行矫正，以维护社会公平；初次分配基本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各自的报酬。但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相当一部分初次分配差距并不是市场竞争、优胜劣
汰的结果。比如，由行政性垄断所导致的行业收入差距、由二元结构问题所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由观念和体制问题所导致的地区收入差距以及由劳动力流动不畅所导致的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等，都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更充分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来缩小和消除。也就是说，在我国，除了在再分配环节需要政府加强调节，在初次分配领域也需要政府积极作为，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既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市场扭曲和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问题，又要解决市场泛化和市场失灵的问题，还要解决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进而使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都到位又都不越位，综合协调地发挥作用。
3.有专家认为，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会影响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与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体制紧密相联，需要标本兼治。治标就是直接调整收入分配，包括提高劳动者工资、控制高收入者不合理收入以及降低居民税收负担等；治本就是消除导致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和经济结构问题。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一个重点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就需要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建立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但应当看到，对于很多企业特别是低端加工制造企业来说，由于利润已经相当微薄，给职工涨工资的空间实际上非常有限。解决这类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企业改进技术、工艺、产品，向产业高端移动，同时积极发展高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产业结构调整会带动就业结构变化，使高素质、高技能劳动的报酬大幅提高，这又会促使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获取更高收益，从而形成“产业结构升级—就业结构变化—人力资本结构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优化”的良性循环。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另一个重点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就需要合理调整国家、企业、个人分配关系，包括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一些企业依靠廉价资源、行政垄断获取过高利润的状况，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水平，把国有资本收益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同时应看到，我国长期形成的重投资轻消费、重招商轻创业、重资源投入轻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结构问题：在经济增长结构上，依靠投资拉动、粗放扩张，而消费不振、内需不足；在要素投入结构上，过于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而自主创新不足、科技贡献率低；在产业结构上，重化工业、资源型产业快速扩张，而农业基础薄弱、服务业发展滞后；在企业组织结构上，大型垄断企业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利润丰厚，而中小企业困难、民间创业艰难；在国际分工上，产业和产品大多处于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虽然出口数量大，但企业利润低、劳动工资低。这些经济结构问题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偏低的重要根源，必须着力解决。此外，调整城乡和区域经济结构等，也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基础。
四、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政策措施
1.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2.深化工资制度改革。按照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平等协商确定、政府监督指导的原则，形成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增长机制。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指导线制度，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积极稳妥扩大工资集体协商覆盖范围。改革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加强对部分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缩小行业间工资水平差距。完善公务员(微博)工资制度。完善符合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
3.健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制度。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公共资源出让制度，建立国有土地、海域、森林、矿产等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全民共享机制，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务支出。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提高上交比例，统一纳入公共财政。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创造条件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保障技术成果在收入分配中的应得份额。建立健全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确定薪酬的制度，严格规范国有企业、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严格控制职务消费。
4.加快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合理调整个人所得税税基和税率结构，提高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减轻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逐步建立健全财产税制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加大社会保障投入，较大幅度提高居民转移性收入。
5.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健全法律法规，强化政府监管，加大执法力度，加快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清理规范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外收入、非货币性福利等。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清理规范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加快收入信息监测系统建设。建立收入分配统筹协调机制。
五、重要论述
1.《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今年重点采取三方面措施：一是着力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众的基本收入。稳步提高职工最低工资、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二是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切实减轻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加强对收入过高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三是大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