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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关公文化是诚信道德建设的中流砥柱
关公文化是诚信道德建设的中流砥柱
说到诚信，人们不能不想到三国的关羽。论资历地位，关羽都不能跟孔子相提并论。然而他在后世的影响却是同时代其他风云人物不可比拟的，清代已有对联说他“释称佛，儒称圣，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实际上清代还被尊为国家及全民族的主祀之神，覆盖了士农工商全部阶层，从深宫秘祀，军警敬祷到江湖尊神，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文人也崇拜关公，平民也崇拜关公，几乎老友妇孺都在崇拜
关公。关羽在中国民俗文化中，地
『三国演义』中与关羽有关的情节，几乎都成了家喻户晓的典故。其中最具知名度的莫过于《美髯公千里走单骑》。关羽因为城中无粮，城外无援兵而陷入困境，丢失下邳之后，张辽去游说关羽。关羽起初不从，欲鱼死网破。张辽说他如果战死，则有三大不义，一是违背誓言，没有和刘备同年同月死；二是没有完成兄长所托，置二位嫂嫂于不顾；三是一身武艺却没有报国。关羽思量再三，提出了三个投曹操的条件：一是降汉不降曹；二是要照顾好嫂嫂；三是如果知道刘备下落，必定要去寻找。投曹后，一日曹操去见他，赐予他锦袍一件，关羽却将破袍子套在新袍子外面，曹操问之，他说：“旧袍是刘备所赐，舍不得丢掉”。曹操后送给他原吕布所骑枣兔马，没想到关羽居然下跪，感恩流涕。曹操疑而问之，关羽说：“有了这个千里马，我可以日行千里见刘皇叔”。为了能使关羽臣服于已，曹操多次诱之于金钱、美女和宝马，并给予高官厚禄，但这一切都没有动摇关羽信守承诺、信守节义的坚强意
虽然在三国中本领不是第一，却受
到了世人的敬重。尽管关羽曾经杀死了曹操手下的数员大将；尽管曹操知道关羽是与自己争夺天下的对手刘备的猛将，但是曹操只是让手下人阻拦挽留，并没有下令杀掉关羽。
原因是
关羽这种在诱惑与压迫中坚持的诚信，使得后世人们以关羽为诚信品格的标准加以敬仰
追古寻今，诚信在泱泱大国源远流长，历代为各家所倡导。延五千余年的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社会，曾经是一个英才辈出的漫长历史过程。然而，在中国古代层出不穷的名人之中，被后人戴上炫目光环并尊之为“圣人”者，却仅有二人，他们就是被民间尊称为“文圣”的孔子和“武圣”的关公。他们被后人推举成了中华民族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据说，遍布华夏城乡的关庙有数千座之多，仅台湾就有数百多座，东南亚各国大大小小的关庙超过四万座。甚至在许多店铺、家庭里，都供奉着关公。
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关公的号召力其实就是一种诚信人品价值的号召力，也是一种人性的号召力。这就跟孔儒崇拜有本质不同。崇拜孔子本质上是崇拜他的思想和学理。所以认同孔儒学理的人崇拜孔子，不认同孔儒学理的人，就没有了崇拜孔子的前提。然而在很少有机会成为专业文人并进而做官的寻常百姓中，真正崇拜孔子地并不多。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文化与官位在现实中离他们很遥远，孔子的学问他们用不上。但是个人品格则不同。无论你在这个社会中处于
什么地位，你都不可能避免有关个人品格评价和选择。我们可能跟文化和官位无关，可以不知道孔子，也可以不读圣贤书，甚至没有什么文化，但是我们要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就必须面对品格价值的选择，就能强烈的感受关公的诚信品格的号召力。普通百姓把关公作为理想的个人诚信品格标准。也是一种对自身和别人，以及整个社会的品格向往。所以，无论老友妇孺、天南地北，关公的品格精神都很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敬仰。关公崇拜，在现实意义
明清晋商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雄踞徽商、湖商、粤商等十大商帮之首，长期执掌内外贸易之牛耳，盛极一时，以雄财善贾而饮誉海内外，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十分显赫
晋商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所到之处，以关公为偶像，尊为财神，到处建关帝庙，关公成为晋商心目中诚信忠义的化身。各商号在号规中均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反对以卑劣手段骗取钱财。要求商人烙守“诚信仁义，利从义出、先予后取”的正道。晋商身入财利场而不污，守信耐劳，以诚取胜。晋商王文显训诫其子曰：“夫商与士同心。故善商者赴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清代晋商乔致庸提出：”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
可见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对晋商有着导
奉关公，他们不仅在店铺和家中供奉关公，而且在各地的山西商人会馆中为关公修殿供奉，甚至有的地方把山西会馆修建成”关帝庙“的形式。其目的就是请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日夜监督他们的全部精神世界和商业交往活动，同时从关公身上吸取无穷的正气力量，凭着敢闯敢为、自立自强的精神，抛家业，走西口，出草原，过戈壁，越沙漠，行商业之先锋，执金融之牛耳。始于元蒙，止于民国，晋商前前后后五百余年称雄于国内商界，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东到日本，南达印尼，西至中欧，北抵莫斯科；以至于有的晋商曾夸口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就有我们山西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金融中心，不是西欧，更谈不上北美，而是山西，是祁县、平遥和太谷。后来有一位外国经济学家说，近代中国的”华尔街“
在山西的太谷。或许在那里，小巷僻径、深宅大院中的一声咳嗽一个指令，就能掀
当关公崇拜的积极意义被古代统治者认识的时候，统治者也会因此对关公进行包装和推广，所以关羽从一个败将被”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清代还被尊为国家及全民族的主祀之神，覆盖了士农工商全部阶层。这是构建古代社会良性秩序的重要手段。关公崇拜的社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正常社会的某种良性秩序。有了这种对正义和品格的价值认同，社会才不至于在人性的贪欲中完全沦陷。
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对关公的敬重乃至崇拜，并未降温。特别是当今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间，各项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的环境中，社会上一些领域和个人不讲信用，见利忘义、急功近利、尔虞我诈时有发生；例如市场经济中商标侵权，制假售假，合同欺诈，虚假招标，骗税逃税，伪造假账，恶意拖欠，变相传销等信义道德缺失行为；包括本应体现”忠义“、”忠节“的国家公务人员却在国家认同及个人品德操守方面劣迹斑斑；以及追求高额利润不惜损公肥私，损
众肥己，肆意掠夺国家自然资源，严重破坏环境的种种社会现象，总之，社会失信现象十分严重，中国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像”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像”沙尘暴“一样吞噬着信用的”绿洲“。现在，我国社会诚信道德成为相对紧缺的资源，人与人之间相互猜疑和防范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现实意义上的怀疑一切成为人民首选的评判社会的眼光。此外，贫富差距过大、行政执法不规范、官场腐败等造成的社会不公等问题，也恶化了人们的心态……。这一切一切引起人们的深思，加深了对诚信的渴望与向往，以及对关公的敬仰与
中国曾以”礼仪之邦“自豪。在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曾经形成过自己独特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由于近代外侮内乱而饱受訾议而受到毁灭性打击，同时引进的是东欧式的社会主义思潮。这个思潮很快演变成一场社会运动，并且以简捷明瞭的”无私、奉献“的价值准则成为抗日战争中最能吸引人心的一支力量。这个口号帮助年青的共产党人顺利地取得了全国政权。一场”文革“铺天盖地，以”揭批“为主要特征的运动，迷惑、动摇了这一切。当”改革开放“成为必然抉择时，我们的市场化经济几乎是在一片道德废墟上，开始了艰难的起步。而”冷战时期“对于西方社会”腐朽没落“的海量宣传，使得首先接触到西方现代社会的人士，不由得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必须”腐朽“，进一步抛弃曾经拥有的一切道德观念，才能追上世界”现代化“的快节奏。作为一个曾经以五千年连续不绝的文明自豪的国度，20世纪80年代道德建设居然是从”十一字文明礼貌用语“：”请，谢谢，对不起，没关系，再见“开始的，然后是”五讲四美三热爱“，直到21世纪，才开始有一个模糊的提法”以德治国“。2024年南京一名考生在应对主题为”诚信“的高考作文时，”以熟谙的三国故事为基础，编撰了赤兔马为诚信而殒身的感人故事，突现了'真英雄必讲诚信'的主题“，曾经成为全国的一时热门话题。这与20
多年来蓬勃发展的经济、技术及社会大规模转型，这种对比凸现的是什么缺失？不言自明。管子曾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将亡。“孔子也说”知耻近乎勇“。关公崇拜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不仅是一种声誉，更是一种资源。就个人而言，诚信是高尚的人格力量；就社会而言，诚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就国家而言，诚信是良好的国际形象；就企业而言，诚信是宝贵的无形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诚信道德建设“成为一个更为重要的课题。作为一种品格崇拜的载体，在一个时期内成为具体的象征。对关公的神化，不是个人崇拜的神化，而是品格崇拜的神化。这种神化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这种神化来源于现实社会人们的品格向往和价值认同。所以，对关公崇拜的积极社会意义的认同，以及如何利用诚信关公这种独特资源，使其在创立适应现代社会的中华诚信道德价值体系中发挥作用，进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值得我们认真重视和研究总结，并重新作出现代性的诠释。以利于当今进行综合性，根本性的治理，重塑以”诚信"为中心的道德／价值核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二篇：关公文化
关公文化
在中国，供奉文圣孔子的文宣王庙有很多，过去在各个城邑都有这类建筑。而武圣关公庙在海内外数量及规模远远超过了孔子的文庙。有人说，关公是一种文化，关公是一种精神。关公本名关羽，字云长，出生于公元一六0年，卒于公元二一九年。关公在其近六十年的一生中，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大业，谱写出一曲令人感慨万端的人生壮歌，被后人推举为“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广泛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细说关羽简介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关羽传》在正史《三国志》中不过九百多字，得到的评价也并不算高，陈寿曾批评他「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但千载以后关羽居然能压倒群雄，晋升为整个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神祇，不但使刘备、曹操、孙权这些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黯然失色，就连「万世师表」的文圣人孔夫子也不得不退避三舍。在清初《三国志演义》的评语中，关公已被崇誉为集「儒雅」、「英灵」、「神威」、「义重」于一身，「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的「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了。
「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
以上这幅清代关庙中的对联颇能概括关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巨大影响。
至今海内外华人，仍然有关老爷、关帝君、武圣人、关帝公、关圣、恩主公、帝祖公等敬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对于审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很有意义。这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宗教、伦理、哲学、民俗一起相互作用，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关公崇拜实际上隐藏着的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建构过程。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关公文化的多彩世界。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
关羽成神究竟是受到《三国演义》传播的影响，还是相反？从现在发现的历史资料看来，从唐宋到元明清，都是关公成神的传说早于三国故事的流传。正因如此，历代三国小说、戏曲中才会出现很多围绕关公的虚构故事和人物。一般认为，小说《三国演义》以及三国戏剧的流行，是形成后世关公崇拜的主要原因。但如仔细排比史实，会发现因果恰恰相反：每次社会上的关公崇拜升温，都会带来小说和戏剧的新一轮流行和演变。《三国志演义》一向有「七实三虚」之说，在《三国演义》中虚构增益最多其中一个人物，也许便是关羽的事迹吧。
关羽后来获追谥为壮缪侯，由关羽之子关兴继承他的爵位。关兴字安国，年纪轻轻就有美名，丞相诸葛亮非常器重关兴的才干，年仅弱冠便当上侍中、中监军的官，但可惜的是过没几年就死掉，由关兴的儿子关统继承爵位，关统尚公主（也是就做了刘禅的驸马），官做到虎贲中郎将。关统死了之后没有儿子继承，遂找了关兴的庶子关彝继承。
《三国志．关羽张飞传》评言
「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的确这些说法在《三国志》里屡见不鲜，在《魏书》、《吴书》的传记里，一再出现关羽是「万人敌」、「熊虎将」，或者「勇冠三军」、「勇而有义」等等赞词。很多人会认为这已经是史家定论，但是对于关羽、张飞的负面评价，后人并不认同。清代即有人为关帝庙题对联说：
「史官拟议曰『矜』，误矣！视吴魏诸人，原如无物；
后世尊崇为帝，敢乎？论《春秋》大义，还是汉臣。──王午山题山东临淄孙家店关王庙」
又有人题联说
「平生为昭烈帝誓殄国仇，虽傲矜亦义勇所在；今日与文宣王抗衡庙食，是豪杰可圣贤之徵。──梁卓涛题长沙广福庵关帝神座」
明确提出对于陈寿定评的驳难。到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乾隆皇帝特谕更改刘禅封赠关羽的「壮缪侯」谥号为「忠义侯」，严厉指责陈寿修史「不公」，并把自己的理解加于《三国志》，宣谕「传信万世」：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忠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为公？从前曾奉世祖章皇帝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盛烈。朕复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灵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义烈忠诚，海内咸知敬祀，而正史独存旧谥，隐寓讥评，非所以传信万世也。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该为『忠义』。第本传相沿已久，民间所行必广，虑难以更易。着武英殿将此旨刊载传本，用垂久远。其官版及内府陈设书籍，并着改刊，此旨一体增入。钦此。」
可见后世对于关羽的评价，有过一段「正反合」的曲折过程。实际上在《三国志》记叙本身，关羽形象就具有非常崇高的人格特质，这是一种内塑的天性，而非因外在风气所导致。
关公崇拜之形成 荆州民间崇信
楚地自古崇尚巫风，王逸《九歌序》称：「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汉书．地理志》亦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祠」的说法。《后汉书．西南夷传》则谓「俗好巫鬼禁忌」。直至隋代，其习犹故。《隋书．地理志》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为此也。」荆州是关羽一生事业的顶点，也是他功败垂成之地。总的说来，整个三国时期，江陵城并没有经历多少战争的摧残。但是到了南北朝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荆州由于控制长江下游的战略地位，自然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所以战事频繁。南方想占领江陵，像关羽一样作为北伐基地；北方占领江陵，则想仿照西晋平吴，钳制长江中游，然后顺江而下，「王浚楼台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按：唐人刘禹锡诗句）正在这个时期，江陵城内出现了一位十分灵验的「城隍神」。「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请，冀获冥佑。」（《北齐书．慕容俨传》）「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祷，自法和军出，无复一验，人以为神皆从行故也。」（《北齐书．陆法和传》）有理由认为，这位城隍神便是曾经修筑坚固江陵城的关羽。现存最早的唐代关羽祠碑文就说：「昔陆法和假神以虞任约，梁宣帝资神以拒王琳，聆其故实，安可诬也。」（董侹《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而较有说服力的证据，是2024年在荆州城隍庙遗址出土的陶制关羽神像，这也是现今发现最早的一尊关羽神像。因此关公有可能就是那一时代荆州的城隍神。
唐代诗人刘禹锡《自江陵沿流道公》言：「行到南朝征战地，古来名将尽为神。」由于荆州扼守长江中游要道，既可北上襄樊，直达中原；又能东去江汉，顺流江淮，在荆州成神的关公神迹及形象，也会顺着这条东西南北的通途大道，传播到四方的。
大体而言，关公信仰的中心地区经过了四次大范围的转移：第一次是隋唐时以玉泉寺为中心的荆楚地区；第二次是北宋以解州为中心的山陕河洛地区；第三次是元明清以京师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第四次是明代中叶以「抗倭」为标志的江浙闽广地区。这几次转移几乎覆盖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地带，并以此为起点走向全国，又随华人迁徙面向世界。
佛教与关公崇拜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一位高僧出现在湖北玉泉山中的小石窟中，他是因为佛教势力还没有在荆、湖一带发生应有影响，特地到这里来捐募建庙的。这位高僧就是被称为「天台大师」的智顗。这一年他56岁。一年以后，即在此地开讲说法，信众如云，俨然伽蓝精舍，并且与润州栖霞寺、台州国清寺和灵岩千佛殿并称「天下四绝」了。
智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奇僧。他俗姓陈，华容人，先世为梁朝显宦。自幼习儒习道，后转入佛门，陈宣帝及隋晋王杨广（后为隋炀帝）都礼之为国师。他创立的「天台宗」被陈寅恪认为是「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的一方碑刻认定就是他做了个梦，才使关公父子识得前衍，皈依佛门，并为创建玉泉寺出力的。后来还有禅宗北派六祖神秀（公元606─706年）来到玉泉山创建道场，欲毁一祠，又梦见关公「提刀跃马，于云雾之中往来驰骤」，具言前事。神秀遂欣然以关公作为护法伽蓝。至今玉泉山犹立有明万历年间碑刻「关云长显圣处」，和清代嘉庆年间的「最先显圣之处」证实着这段佛门因果。而且至迟从唐代开始，玉泉寺就有关羽祠。这可视作关公信仰的发端。
天台宗和禅宗的相继出现，意味着佛教中国化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看，佛教最初记述中的「关公信仰」，也是其本土化进程中的一个插曲。弘治本《三国志演义》卷之六中曾出现过一位在汜水镇国寺和关羽叙过乡情，声言「贫僧与将军家只隔一条河」，后又在玉泉山结茅，因应关羽「还我头来」的痛苦呼喊，而以一句「颜良安在」喝破前孽的「普净」，其实就是这个佛教故事的演义版。
道教与关公崇拜
中国早有「黄帝战蚩尤」的传说，这是关乎远古时期中原两大部族战争，决定中华民族最初走向的一项历史大事件。由于当时没有文字记述，所以长期以口传形式存在于神话之中。先秦载入各种典籍，已出现多重歧义，以致历代分证，代有异说。
「关羽斩蚩尤」就是依附「黄帝战蚩尤」传说而来的。实际上与道教派别惯于「托祖」以自高门楣，自我作古的习俗有关，其间还涉及到北宋政治财政等一系列问题。
目前最早记述这个故事的，是被视为《水浒传》祖本，成书于宋元年间的《大宋宣和遗事》元集，大略为北宋崇宁五年夏天，山西解州盐池有蛟作祟，「布气十余里，人畜在气中者，辄皆嚼啮，伤人甚众。」皇帝请第三十二代天师张继先平息，很快成功。宋徽宗抚劳其功，张天师说是蚩尤作乱，是请来两位神将出力的。「一神绛衣金甲，青刀美须髯；一神乃介胄之士。继先指示金甲者曰：『此即蜀将关羽也。』又指介胄者曰：『此乃信上自鸣山神石氏也。』言迄不见。帝遂褒加封赠，仍赐张继先为视秩大夫，虚靖真人。」这部分解释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宣和五年正月乙卯，礼部奏请侯封。敕封义勇武安王，令从祀武成王庙。」元明清历代续有记述，但年代、人物显有不同。
金人侵宋，强索解州池盐。南宋只有靠海盐继续维持财政。但是解盐「不劳人力，自然生成」的神奇，以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厚，其灵异毕竟是南渡将吏不能忘怀的，因此「关公斩蚩尤」神话应该是南宋失去了这块聚宝盆以后，道教对于解州池盐支撑国家财政的宗教想象。而正一派张天师所以推出并且不断扩展这个神话，一来是正一派宋代以来地位不断提升，二来是张天师一系素来与盐利有关，三来是张天师已然托祖黄帝，所以乐于承袭黄帝神话的余绪。
金元以后，全真道和其他道教派系也陆续接受了关公神话及其灵迹，如全真道曾以关羽为四元帅（或四天将）之一，至今武当山道观犹与马、赵、温同塑一堂。元代蒙古大汗封敕关公的徽号也带有明显的道教色彩，如至顺二年（1331年）封为「齐天护国大将军、检校尚书、守管淮南节度使，兼山东、河北四门关招讨使，兼提调诸宫神刹、无分地处检校官、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开府仪同三司、驾前都统军、无佞侯、壮穆义勇武安英济王、护国崇宁真君。」并且开始出现托名关公的道经，如《道藏》收辑的《太上大圣朗灵上将护国关王妙经》中，则称关公为：
「大圣馘魔纠察三界鬼神刑宪都提辖使，三界采探捕鬼使者，元始一气七阶降龙伏虎大将军，崇宁真君雷霆行符伐恶招讨大使、三十六雷总管酆都行台御史，提典三界鬼神刑狱公事大典者，提督刑案神霄大力天丁、三界都总兵马招兵大使、统天御地诛神杀鬼大元帅。」
显然大大提高了关公的神权，道教亦借此增加其影响力。也为日后关公被明代封敕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关圣帝君」，以至近世台湾传出关公为「第十八代玉皇大帝」的说法奠定了基础。
忠义神勇之传播
在《三国志》中，关羽、张飞曾被魏、吴双方称为「万人之敌」、「熊虎之将」，已经是一流美誉。「白马」之战中，关羽「望见（颜）良麾盖，即策马刺良于万人之中，斩其首还，（袁）绍将莫能当者。」尤其是都督荆州，相机北伐，杀庞德、擒于禁、「梁、陕、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锋。」离诸葛亮《隆中对》提出的「恢复中原」战略总目标只有咫尺之遥。尤其是「威震华夏」一语，为中国历代著史者仅有之颂词，尤其使后人心仪。故魏晋南北朝之武将，莫不以关、张自励。关羽既能够冲锋陷阵摧敌，又能够「守经从权」，委曲求全，随即千里投刘；既能节制一方，忠心卫疆，执行「北伐中原」的战略意图，又能够舍生取义，从容就死。所以被后人奉为「忠义仁勇」的典范。
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礼仪使颜真卿奏请武成王配祀增加关羽等，共64人。这时关羽已正式列入儒家祀典。宋代开宝、庆历年间，两次将关羽等人列入武成王配祀中。
随着佛道两教争相神话关羽，儒家尤其是理学出于「神道设教」的政治设计，也开创出一整套国家体制下的儒家祠庙祭祀制度，并且开始用儒学系统阐释关羽精神，他们以关羽「兴复汉室」作为「《春秋》大一统」理念的标志，以「尊刘贬曹」为「正统史观」的泾渭，以「宁死不屈」作为「忠节相尚」的象征。随着理学在元明清时代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关羽形象也愈加完美了。
通俗文艺的传播
苏轼《东坡志林．怀古》说：「王彭尝曰：……『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这是苏东坡青年时任凤翔签判时，听长期在西夏前线担任军职的北宋勋旧王彭介绍的情况，这个现象应当出现在已经奉关公为「军神」的宋军驻西夏前线地带。首都汴梁，亦有「说话」，其中有「说三分」一科，且有专擅之艺人。据南渡之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回忆「崇（宁）、（大）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时，曾说其中有一个艺人霍四究就是以「说三分」见长的。
从南宋开始，「说话」伎艺有了新的发展，原因一方面是宋高宗退位以后喜欢听书，「命侍从访民间奇事，日进一回，谓之『说话人』。」「平话」亦同「评话」，也就是在讲述故事人物时，不时插进点评，或属插科打诨的调笑，或属因果报应的勾连，或属道德是非的评判，其事倒不必符合史实。从北宋例以节庆赛会，里巷小儿，临时聚听的短篇说话为主，到南宋临安已经出现了数天、十数天到数十天的连续长篇讲史，逐渐发展成为「平话」。今存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福建建安虞氏刻本《全相三国志平话》，就是一个例证。全书基本故事不完全符合史书记载，但和元杂剧中的三国戏大致相同，如张飞见黄巾，史书不载，而与杂剧《张翼德大破杏林庄》情节相同。其中对于关公文字描绘较少，但若细看，会发现关公故事的许多关键所以简略，主要是留待说书人现场发挥。可以说，《三国志平话》的长篇结构和人物形象，已经为后来的《三国志演义》奠定了基础。
现存最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版本序成于嘉靖壬午（1522年）。该书特色是依照理学的「尊刘贬曹」的历史价值观，尽量汰除于史无据之说，而于符合理学观念的虚构情节则不但予以保留，而且大加增益。比如关云长的「土屯约三事，降汉不降曹」，「护送二嫂，过五关斩六将」，甚至大义归天后受神僧点化成神的情节，都作了充分发挥，关公形象也因之大大丰满起来。鲁迅评价说「……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及其续后版本，包括明清许多种文人名士评点本的出现和流行，才使三国故事得以大流传，而其中着力歌颂的关公形象，也因之泛化为受到不同地域、民族，各种社会阶层普遍崇信的「忠义」之神。
三国故事改编成戏曲在舞台上演出最早可追溯到隋代。唐玄宗李隆基始创梨园，三国故事的剧码更加增多。金元是中国戏剧的第一个高峰期，现存剧码中三国戏占据显著地位，其中关公戏目非常突出，最著名的有关汉卿《关大王独赴单刀会》、郑光祖《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等。
明、清时代对关羽不断地加官晋爵，关羽戏愈编愈多，称谓也随之而改称关圣、关帝了。乾隆时期特命庄亲王、张照等人系统地辑录和整理了供内廷演出的三国联合大戏《鼎峙春秋》共239出，其中关羽戏占了很大的比重，情节大部分来自《三国演义》。清代京剧起初剧码中就有155出三国戏，而以关羽为主角的则占到五分之一，并逐步形成了以饰演关羽为主的「红生」行当。清末，四大徽班之一的三庆班班主程长庚与卢胜奎等人，参考《鼎峙春秋》等剧码，编演了从《马跳檀溪》至《取南郡》的36出联台本三国戏。可以说，戏曲亦推动了关羽的忠义及神勇形象，是关羽崇拜更趋普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帝王尊崇备至
关羽何时进入后世官方视野，并且累代崇封，逐渐攀升至护国佑民神祇的？其实经历过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
最早敕封关羽，不过是武成王配祀之一。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敕封孔子为文宣王，姜尚（姜子牙）为武成王。安史之乱以后，为了激励武将士气，唐德宗接受颜真卿的建议，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为武成王庙增祀64员名将，其中刘蜀关羽、张飞都被列入其中。但不久以后（公元786年）就有丞相建议，姜尚祠庙只留张良陪祀，撤出其他将领。
宋朝开国时重订祀典，赵匡胤提出「取功业始终无瑕者」的完美标准，将关羽、张飞等22将黜出庙堂。但在范仲淹庆历新政（1043年）为了振奋军心士气，就恢复了原来的配祀。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封关羽为忠惠公；大观二年（1108年）进封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敕封「义勇武安王，从祀武王庙」，已较其他诸将侯伯之爵优渥。随着金兵南下，关羽作为鼓励将士英勇奋战的榜样力量受到重视，南宋朝廷一再为关羽加封徽号，直到淳熙十五年（1188年）在当阳特封「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此为宋代对于历代功臣烈士之最高封爵，亦为现存以关羽为祈雨神祇的最初记载。
金、元承袭了义勇武安王的封号，迳直称为「关大王」。天历元年（1329年）「加封汉关羽为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遣使祀其庙。」
明初朱元璋命关羽祠庙重新恢复「寿亭侯祠」。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建庙于南京鸡鸣山，列入祀典。嘉靖年间恢复「义勇武安王」爵号。
万历十八年（1590年）潘季驯治漕河，封高家堰关庙主神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此为封关羽帝号之始。从此大运河沿途竞相建立关庙，以祈保人流物转之平安。此为后世关羽司职财神重要缘由之一。二十二年（1595年）敕解州关庙神主称帝，四十二年（1614年）敕封天下关庙之神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此为天下关庙俱可称帝之始。自此关羽成为无上尊神。
清兵入关以前，满洲朝廷已经开始崇敬关公。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前一年（1615年），即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县）内城南门修建关帝庙，是后金国初七大庙之一。皇太极崇德八年（1643年）以沈阳为京城，即敕建关庙，赐额「义高千古」。
雍正三年（1725年）颁诏比隆孔子仪典，「追封关帝三代俱为公爵，牌位止书追封爵号，不著名氏。于京师白马关帝庙后殿供奉，遣官告祭。其山西解州、河南洛阳县冢庙，并各省府州县择庙宇之大者，置主供奉后殿，春秋二次致祭。」此为关羽列入符合儒家规范之国家祭祀主神，护国佑民的开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诏「所有《（三国）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咸丰四年（1854年）颁诏更定关庙祭礼，与祭孔规格全然相同。
又清代自顺治开始，历代皇帝对于关公屡有崇封，光绪时达到22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佑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为历朝人臣之最。
此外，清廷坤宁宫还特别保留有满洲原始信仰「堂子祭」，朝祀释伽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等。每年正月初二回神，每月初一，四月初八佛诞日，三、九月马祭、四季献神及萨满特有的杀猪供祭卜吉，求佛柳祭等场合，均有对「三军之帅关圣帝君」的祷告奉献，非常虔敬。这个风习在有清一代宫廷里贯穿始终。满人民间家祭所供三神位，亦有关公，可知崇祀之深。
神话传说的增多
关羽传说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源于佛教中国化，公元六世纪（陈、隋之际）天台宗为在荆楚地区传播佛教，借用关羽显灵，帮助修建玉泉寺，并且愿为佛教护法，成为「伽蓝神」。第二阶段是公元11世纪北宋关羽成为军队护佑之神，传说能够率领阴兵为宋军助阵，帮助他们获得胜利，这也是依托佛教战神毗沙门天王的神话传说转化而成的。第三阶段是公元13世纪宋元道教「关公战蚩尤」的神话，使他成为道教尊神。第四个阶段则是明清以后各地民间不断涌现「关公显灵」传说，扶危济困，惩恶扬善，无所不能，以至康熙朝已编辑《关帝圣迹图志》，广泛宣扬关公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护佑传说。从中可反映了关羽崇拜之形成与神话传说增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三国志》本传中关羽死后说道：「……子兴嗣。兴字安国，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子统嗣，尚公主，官至虎贲中郎将。卒，无子，以兴庶子彝续封。」但裴松之注引《蜀记》言：「庞德子会，随钟（会）、邓（艾）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也就是说他家曾被灭族，不可能有后人。
但是至迟在盛唐以前，即有自称关羽后裔者。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洛阳出土的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人《关楚征墓志》，开首即言：「昔三国时蜀有名将曰羽，即公之族系。曾祖元敏，祖玄信，父思浑，并代推雄望，蔚为领袖。」洛阳《千唐志斋》收藏有五代李克用亲家关夫人碑志中，也言「其先春秋时未详所出，蜀将镇国大将军、荆州都督羽之后也。因徙陇西，乃郡焉。远则龙逢（按：原文本有误，「逄」才是正字）逆鳞，次则云长战勇，其后代生俊哲，世不乏贤。」可知确有一支自认关公后裔之族存在，并把关公远祖推衍到夏桀时代的忠臣关龙逄。明清全国敬祀关公以后，万历、雍正陆续命解州、许昌、荆州、当阳、洛阳等地官员就地寻访关氏后裔，仿照曲阜孔子后人袭封之例，世袭五经博士，奉祀当地关帝庙香火。关氏后裔开始随迁徙扩散至全国、海外。至于关公后裔的传说并非较晚期，而是盛唐期间出现的。《三国志·关羽传》已述明关羽是与其长子关平同时遇难的，但后世传说中，却为他增添了不同的儿子。
关索
宋代出现了关索。有武将、盗寇和江湖艺人纷纷以「关索」为绰号，如「病关索」杨雄之类。但是没有材料证明这个关索与三国关羽有关。元明以后开始融入关羽故事，最重要的证据是1967年在上海嘉定一座明代墓葬里出土了一批成化年间北京刊刻的词话，其中有《花关索出身传》、《花关索认父传》、《花关索下西川传》、《花关索贬云南传》完整描述刘关张桃园结义时曾约定关、张互杀家小以绝后患。张飞出于同情放走关家妇孺。长子关平随军征战，怀孕的关夫人回娘家产下一子，后以其师、父及收养老人之姓各取一字，名曰「花关索」。长大后万里寻亲认父，并亲为关公报仇。所述不但于史无据，且与三国小说无关。至今云南、贵州仍有以关索命名的地名，而云贵及安徽、江西等地还有花关索傩戏演出，可见它的影响深远。
关岳转世
明代万历年间关公尊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以后，道教将其原来职司的「三界馘魔元帅」改由岳飞担当，佛教则以尉迟恭代他为护法伽蓝。同时也就出现了「关岳转世」一类传说。凌星卿著有杂剧《关岳交代》南北四折，并言：「关壮缪、岳武穆生平大略相类；但谓其一为天尊，一为天将，交代如人间常仪，则见属俚鄙。惟勘（秦）桧、（万俟）禼一案，或可步《昙花》后尘。」《古今小说》之《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以关羽为项羽托生，「只改姓不改名」，与樊哙托生之张飞「二人都有万夫不当之勇，与刘备桃园结义，共立基业。」转而民间传说又有张飞第一次转姓为唐代张巡，力拒安禄山不屈而死；第二次转名为宋代岳飞，英勇抗金被陷而死。
拜关公为何事
陈寿所著《三国志·关羽传》不过900多字，即使加上裴松之注也才2024多字，但却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他从「亡命走涿郡」开始的人生丰富多彩，主要是与刘备、张飞从青年贫贱之交的「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关、张）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到长期转战流离，奔波分合，再到三分天下时的「有福共用」，再到后来战败后同心合志、托孤寄命、临难尽节的情谊。何况其「义」主旨并非一己之富贵荣华，而是正大光明的「兴复汉室」呢？
中国社会向为多元神祇，无论佛、道两教，或是儒家供奉，民间地域、行业信仰，都颇庞杂。惟有关公能够跨越三教，覆盖全社会，普及城乡，渐至四裔海外。千余年来，关公信仰渐次成为深宫秘祀，文士趋奉；将士诚祷，农家祈求；商界虔敬，行业崇拜；警方护佑，江湖尊神。这与天后崇拜具有明显的地域与行业性质颇有不同。而门神护家，财神佑宝，都体现着关公信仰深入普通民众的特殊性质。以下逐一分说有关内容。
崇拜习俗
随着多年「移风易俗」，关公信仰的深刻涵义也逐渐远离。尤其是在国内，商家和民间供奉，多取其「保佑发财」，故其造像也变成一手持刀，一手捧着金元宝了。
《西游记》说，唐太宗时代开始以秦琼和尉迟恭护卫门庭，遂图像以做门神，避邪驱凶，家宅平安。实际上以关公作为门神的情况并不多见，因为后世关公地位已很崇高了。
将天地神灵祖宗供奉一堂，这是中国民间比较普遍的习俗。如将「关圣帝君」、文武财神、观音大士与神农、灶王、十二时辰、孔子以及自家王氏先祖杂祀一堂的景象。
善信奉祀关公，除焚香礼拜，致敬输诚之外，抽签问卜亦是重要途径。世传「关帝灵签」即为通神之主要媒体。此风习其实源出北京，由来已久。清代号为「通儒」的纪昀说：
「神祠率有签，而莫灵于关帝；关帝之签，莫灵于正阳门侧之祠。盖一岁中，自元旦至除夕；一日中，自昧爽至黄昏，摇筒者恒琅琅然。一筒不给，置数筒焉。杂沓纷纭，倏忽万状，非惟无暇于检核，亦并不容于思议。虽千手千目，亦不能遍应也。然所得之签，皆验如面语，是何故欤？」可知影响之大。现代学者容肇祖认为：签卜本由《易》占而来。《易》的爻辞固定，利用文字以解释卦兆。到了后来，解兆的重心也逐渐移到文字上，由《周易》而《象》、《彖》，占卜的意义愈向哲学化演进。签卜不只有签诗文句，还有签格、圣意、东坡解、碧仙语、解曰、释义、占验等，或历史典故，或以三言、四言简释吉凶，指导人生行事，含有规劝意义，这与「哲学化」的功能是十分类似的。
现存《关帝灵签》100只，分甲乙两种不同签题，此外史料记述还有若干内容不同的《关帝签》，流行不广。早期签文只有七言签诗及「解曰」（或言「东坡解」），后来版本则添饰了签题及「碧仙注」等。
《关帝灵签》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南宋莆田人傅烨所著《江东灵王签》。有充分证据表明，约在明代嘉靖年间由苏州传播到京师关王庙，随亦改称为《关帝灵签》。此后又随科举士人、赴任官员及商贾行贩，迁徙侨居的行踪所至，渐次播及全国，以至海外。
关公既有护法的角色，同时亦为武财神，在香港及国内不少食肆、商店都会供奉关帝，希望利其财运。关公信仰由于跨越了佛道儒三家，普及到民众底层，深入家居和日常生活，因而也超越了三教原有的禁忌。至于因佛以结缘，奉道以尊神，崇儒以称圣的各种善信，亦能各守自家禁忌，各随其便。关公崇拜与传统崇拜
关羽的武勇，被誉为 「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三国志·魏书》中即屡有「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则不可犯也。」《吴书》也称「关羽、张飞熊虎之将。」晋代以后，南北朝之武将无不以关羽、张飞自比，以为「关、张之流，万人之敌。」清代史学家赵翼指出：「以上皆见于各史者。可见二公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唐人诗歌也吟咏 「关、张敌万夫」，「汉将小卫、霍，蜀将凌关、张。」可知关、张始终以武勇敢敌，为人敬重。
但关羽的地位却较张飞为高，至明清时他被尊为「武圣」或「山西夫子」，已与官方尊孔子为「文圣」、「山东夫子」崇高地位分庭抗礼，而民间信仰则尤过之。他由三国时期的「败军之将」取代姜尚成为「武圣」的漫长过程，反映出中华民族从「尚谋略」到「崇忠义」道德伦理观念的变迁。在中国名目繁多的各种本土神祇中，唯有关公信仰圆融了佛道儒三教，并覆盖了社会全部阶层，成为传统伦理道德最大的价值符号。
关公崇拜与中国文化 忠
首先说「忠」。「忠」是儒家一个重要的理念，曾参对孔子的思想作的简要概括，就是：「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谈「忠」，也只说「忠者，中此者也。」以「中正平和」为「忠」，并未涉及「效忠」的问题。当李世民以高颖、诸葛亮为榜样，开导群臣「若如此，则荣名高位，可以长守」的时候，魏徵就对唐太宗诉说过「难当忠臣」的肺腑之言，道尽了初唐「忠臣」的尴尬处境：
「良臣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
「忠节」标立，经过唐宋古文运动和理学的阐发，逐渐成为「五伦」之一。司马光在痛斥冯道时尝言：
「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井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才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大节已亏故也。……不正之女，中士羞以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为臣。」
元杂剧里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观念：「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抱妆盒》）「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梧桐叶》三）而关羽故事中的「义不降曹」、「辞曹归汉」，以至败走麦城，舍身全忠，也都成为后世臣僚的好教材。
义
「义」是中国伦理最富于连结性的概念，诸如「忠义」、「孝义」、「节义」、「恩义」、「情义」、「仁义」等等。但「义」字究为何解，前人说法不一。西汉董仲舒从文字学角度说「以仁待人，以义治我」，唐代韩愈曾说「行而宜之谓之义」。其实从社会学角度讲，宋代以后影响最大的却是「结义」，也就是「约为兄弟」。这是突破汉儒血缘宗亲制度，平等相交，同心合志的普遍形式。后世关羽主要是作为「义神」，得到朝野社会各个阶层普遍尊崇。美国人鲁尔曼（Prof.Robert Ruhlmann）在《中国通俗小说与戏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一文中专章论述了关羽，在谈到《三国志演义》时，也抓住「义」字发表意见说：
「若把这部小说与传统文人如苏洵、苏轼、李贽、钟惺、王夫之关于三国的史论相比较，历史编纂学与该小说的对比则更加明显。例如，关于『义』的问题，上述文人写的史论评判三国人物时，按其是否坚持或背离正义这一标准来衡量。在小说中，义的问题也经常出现，现代版本中几乎每隔五页就出现一次。然而，与前者的区别在于小说作者对用绝对的义的标准来评判人物并不感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对照性地探讨义的各种含意。要证实上述论点，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小说中出现的由义这个字组成的不同的合成词，如『大义』、『忠义』、『小义』等所形成的组词方式来找到证据。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讲，『演义』这一术语，从惯例上讲用于文章题目，意思是『意义的解释』；而出现在该小说的题目中则有不同的理解，意思是穷尽道德准则的各种不同含义。」
清初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称赞关公为「义绝」，也就是诠释「义」的活字典。他认为关公「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若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义重。做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心则赵汴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意则阮藉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是古今来名将第一奇人。」
《三国演义》所以不厌其烦地为关羽添加了「土屯约三事」、「降汉不降曹」、「夜读《春秋》」、「千里走单骑」、「威镇荆州」、「大义归天」等系列情节，其实就是瞄着这几句话演绎的。而刘、关、张的「恩若兄弟」，「不避艰险」，到长期转战流离，直到三分天下时的「有福共用」，再到相继殉义的「有难同当」，其中体现出生死与共的情谊。所以后儒为之杜撰出「桃园三结义」的情节，并在他们的盟誓中注入「上安社稷，下保黎民，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经世关怀，并以此作为异姓结义，君子之交的理想境界，在中华民族中发挥出持续、广泛的普世影响。
第三篇：关公文化
浅谈关公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摘要：关公是历史上的名将、文学艺术的典型和神明的三者复合体。关公崇拜最早体现为亚文化的接受形态，集中表现为社会中弱势群体对于强悍的英雄主义的需求和依赖。关公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关羽报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作战以勇，他身上综合了忠勇仁义的精神，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们的需要，关羽逐步被神化，成为一种新形象——关公。关公具备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要求，因此他成为了跨时空、跨地域和跨行业人们的一种共同信仰。关公形象的符号化和影响力贯穿古今，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丰富而又深刻的信仰力量。关键词：关公文化，关羽，关公崇拜，信仰，历史
关羽是历史上的名将、文学艺术典型和神的三者复合体。报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作战以勇。一千多年来，关羽的参天大义、贯日精忠及护佑生民的传说故事盛传不衰，直到现代社会，关羽仍旧被人们当成神明一般供奉。关公的崇拜现象不仅盛行于中国，还传播至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海外地区。
关公文化的涵义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并发展的？关公崇拜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本文将会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关公文化的内涵
关公文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精神层面，即凝聚在关羽身上而为万世共仰的忠、义、信、智、仁、勇的思想、道德、精神及其崇拜关公的社会心理，以及关公的典籍和著作、神话与传说等。二是物质层面，即纪念、祭祀关公的庙宇、塑像、陵墓、碑刻、匾额等。前者是关公文化的神，后者是形。形中有神，形神统一，构成了既深刻又生动的完整的关公文化形态。
（一）历史名将关羽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今山西临猗西南）人。他与张飞同刘备一道起事，协助刘备建立基业，后镇守荆州，为东吴所杀。西晋史学家陈寿撰《三国志》为其立传，着重记载了他的忠义和勇烈。《三国志·关羽传》加上裴松之注只有2024多字，但却给后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三国志》中，关羽、张飞曾被魏、吴双方称为“万人之敌”、“熊虎之将”。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锋。故魏晋南北朝的武将们，都以关羽、张飞自励。
（二）关羽的忠义仁勇
1．忠
“忠”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理念，曾参对孔子的思想作的简要概括，就是：”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也曾说道：“忠者，中此者也。”以“中正平和”为忠。
元杂剧里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观念：“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抱妆盒》）“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梧桐叶》三）就忠而言，他与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难”。而关羽故事中的“义不降曹”、“辞曹归汉”，以至败走麦城，舍身全忠，也都成为后世所称颂。
2．义
“义”是中国伦理中包含极为广泛的概念，诸如忠义、孝义、节义、恩义、情义、仁义等等。从社会学角度讲，宋代以后影响最大的是“结义”，也就是兄弟之间的“义”。这是突破汉儒血缘宗亲制度，平等相交，同心合志的普遍形式。后世关羽主要是作为“义神”，得到朝野社会各个阶层普遍尊崇。
关羽的一生，正是不折不扣地履行着“上安社稷，下保黎民，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一誓言，使“义”的表现异常丰富和生动。在清初《三国志演义》的评语中，关公已被崇誉为集儒雅、英灵、神威、义重于一身的重义之人。
许田射猎时企图除掉曹操，表现出对汉室的忠义；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表现出对旧主的忠义；因黄忠马失前蹄而不肯加害黄忠，表现出济困扶危的侠义；华容道上释放曹操，既表现出知恩必报的仁义，又表现出不乘人之危的侠义；秉烛达旦立于户外，则表现出对嫂夫人的礼义，对刘备的忠义和对兄弟的情义；至于他与刘备、张飞的情义，可谓“财贿不动其心，爵禄不移其志”，善始善终，表里如一，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为古往今来朋友兄弟之谊的最真最善最美的典范。
关羽的这些义举，反映着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涉及到社会伦理道德的方方面面，有些本来不容易统一的东西却神话般地在关羽身上得到了统一，这就有可能使关羽超越阶级、阶层、集团的某些限制而成为全社会崇拜的人物。
3．仁
仁，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也是中国伦理学中最重要的范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所谓仁，即爱人。《论语》中写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有仁爱、仁慈、仁厚、仁道、仁义等含义。其基本含义是指爱人之心。
关羽熟读《春秋》，深谙儒家精义，并身体力行，实践了仁的精神。他不仅勇武绝伦，而且宽厚仁慈。《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记述和描绘了关公平生无数 2 的仁义之举，如他善待卒伍，义释貂蝉，在曹营因“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而落泪，等等。
《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曹操在赤壁大战中，大败于蜀吴联军，战船被烧，“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仓皇逃窜至华容道时，“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伤者甚众”。真是狼狈不堪。曹操动之以情，关公已产生恻隐之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便放走了曹操。“云长回身时„„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于是“长叹一声，并皆放去”。关公这种仁具有超乎常人的意义，因这已不是对主、对兄、对友的仁，而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对敌的仁。正如曹操的谋臣程昱所言：“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人有患难，必须救之，仁义播于天下。”正是这番话，促使曹操在华容道以旧情打动了关公，从而脱险。华容释曹最突出地表现了关公的仁义之心。这种为了拯救他人，而宁愿牺牲自己的舍己为人之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看来，无疑是一种十分高尚的“杀身成仁”的“忘我”境界。因此，华容释曹一事被人们看做是表现关公大仁大义的壮举，千百年来受到称颂。
另一方面，关公之仁，也是儒家文化塑造之功。关公被儒家称为“圣人”，与孔子齐名，在儒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经过世世代代的宣扬，关公就演变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仁义典范，又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文化增添了富有特色的内容。
4．勇
关羽的一生也以勇猛和武艺高强著称，故兵家对其推祟备至。关羽早年于万众之中斩颜良首级；受箭伤后，刮骨疗毒，流血盈盘，而能“割炙钦酒，言笑自若”；晚年水淹于禁七军，降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曹公议徙都以避其锐”。
统帅领兵治军，将校率卒打仗，凡争战之事，都希望自己的将校兵卒武艺高强，英勇顽强，关羽便被树为榜样而尊为武圣。关羽的武勇，被世人称颂至今。《三国志·魏书》中即屡有“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则不可犯也。”《吴书》也称“关羽、张飞熊虎之将。”晋代以后，南北朝之武将无不以关羽、张飞自比，以为“关、张之流，万人之敌。”清代史学家赵翼指出：“以上皆见于各史者。可见二公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可知关、张始终以武勇敢敌，为人敬重。
正因为关羽身上综合有忠勇仁义的精神，具备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要 3 求，所以他才能跨地域、行业成为人们共同的一种信仰。中国社会向为多元神祇，无论佛、道两教，或是儒家供奉，民间地域、行业信仰，都颇庞杂。惟有关公能够跨越三教，覆盖全社会，普及城乡，渐至四裔海外。千余年来，关公信仰渐次成为深宫秘祀，文士趋奉；将士诚祷，农家祈求；商界虔敬，行业崇拜；警方护佑，江湖尊神。这与天后崇拜具有明显的地域与行业性质颇有不同。而门神护家，财神佑宝，都体现着关公信仰深入普通民众的特殊性质。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关公文化的推动作用
（一）关公文化与儒家思想
孔夫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是篡弑僭越频繁发生的时期。孔夫子通过删订《春秋》，对那些“乱臣贼子”进行了口诛笔伐。积极鼓吹对上要“忠”。关羽生活在东汉后期，自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正像诸葛亮《出师表》和李密《陈情表》所表现出的那种忠孝思想，可以称之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思想。
关羽熟读《春秋经》，做事处世完全实践了儒家学说。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权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蔑匠出身的刘备，是汉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他企图效法光武帝中兴汉室。关羽与刘备结为义兄弟，视他为汉室旧臣。汉室衰微，孙权占据江东，划地称王。依照儒教经典实属僭越行为，是不尽臣节的表现。关羽十分轻视这样的人物。当孙权派人与关羽约为儿女婚姻时，他断然拒绝了他。这种行为表现，实际在实践儒家的思想。孔子、孟子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哲学思想，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属于言教。关羽虽然不著书立传，却用自己的行协实践儒家的思想，这属于身教。
儒家学说，在唐宋之际，逐渐由一个学派而演变成一种宗教。儒教奉孔丘为教主，以四书五经为主要经典，以忠孝节义为主要教义，以三纲五常为主要诫律。因为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而被儒教徒奉为圣人。战国时期孟子对儒家学说作了重要贡献，而被儒教徒尊为亚圣。关羽是一名武将，没有学术著作，而他用自己杰出的行为实践了儒教教义，被儒教徒尊为关圣。千余年来，儒教徒根据本时代的精神需要，对儒家学说不断作出新的阐释。同时把关羽的形象塑得越来越高大。对关羽的封谥，由侯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甚至与教主并驾齐驱，称为文圣二圣，列入国家祀典。
（二）关公文化与佛教
佛教是产生于古印度的一种宗教，对社会与人生有着独特的观察与思辩方式。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当时被看作是方术的一种。佛教传入中国时，已经在印度流行了几百年，形成许多宗派。传入中国并不是按宗派源流次第进行，而是大小乘同时拥入。虽然皆自称本经为释迦牟尼亲口所说，但又相互矛 4 盾。智凯担出五时八教的判教，既融合了各宗派的教义之争，又将自奉的《法华经》定为佛教最后所说的经，抬高了本宗派的地位，这是智能凯对本派、也是对佛教的一大贡献。南陈光大年间，智凯游历期间，在当阳玉泉山遥见山色如兰，上有紫云如盖，以为圣地。入山寻之，夜见怪物千状，有大神入美髯者与其谈话，自称汉将军关去长，“感师道行愿，舍此山作师道场，就护佛法”。智凯即对关羽授五戒，使他永护佛法。这个故事是智凯编造出来的，目的在于利用民间关于关公显灵的迷信思想，将关公列入佛教的护法神，促使佛教在民间广泛传播。这就是后世把关公列入伽蓝爷的根据。这就使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了。推动关羽神化的一支重要力量来自宗教，特别是佛教。自汉末至魏晋，佛教徒在积极翻译介绍佛教经典的同时，一直致力于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然而，这一时期尽管出现了许多佛教译经大师，整理了许多教义教规，但始终没能形成本土化的佛教教派。陈隋之际诞生的天台宗，可说是中国第一个本土化的佛教教派。天台宗的创始人智剀以其佛学家的宗教敏感，充分认识到关羽显灵的传说对于佛教本土化的意义。
（三）关公文化与道教
道教是中国古代民间产生的一种宗教。其渊源大体有四个方面：古代的原始宗教与巫术、神仙思想与方术、谶讳学和黄老思想。古代社会，人们把日月星辰、山岳河海和图腾祖先都看作神明，凡遇大事，都要祈祷，由此形成一个天神、地祗和人鬼的神灵系统。道教是一种多神宗教，很自然地承袭了这个系统。
自汉代以来，盐铁官营，盐税是历代朝廷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据《广见录》记载，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河东解州盐池水减盐水，课税难完。朝廷派入考察，考察者回来汇报说，在解池遇到城隍神。城隍请考察者转告朝廷，盐池减产是 尤作崇。宋真宗派吕夷简到解池去祭祀。祭毕当天夜里，吕夷简梦见一位神人，身着戎衣，怒言天帝命已主管盐池，宋朝皇帝在这里立了轩辕祠，轩辕是我的仇人，我为此而绝了池水。如不拆毁轩辕祠，今后将祸患无穷。吕夷简将梦见的故事上奏了朝廷。大臣王若钦说，尤属于邪神，信州龙虎山张天师定能为皇上治服 尤。把张继先请来后，他对皇上说：“此事无可忧虑。自古忠烈之士殁而这神，蜀将军关某忠而勇，陛下祷而召之，以讨 尤，必有阴助。”于是张天师焚化符录，祷而召神，一会儿，有美髯者披甲仗剑自空而下朝拜于殿庭，张天师遂向关羽宣谕圣旨：“ 尤为妖如此，今天子欲命将军为民除害，如何？”关羽回答说：“臣敢不奉诏？容臣会岳渎阴兵至，彼并力为陛下清荡之”。忽然美髯人不见了，皇上与张天师肃然起敬。有一天，盐澉这上黑云密布，大风暴至，雷电晦冥，可听得空中金戈铁马声。之后云收雾敛，天朗气清。5 池水如故，周匝百里。守臣王忠把上述情况向皇上汇报，皇上立刻派人到盐池致祭，且命有司修葺祠宇，岁时奉祭。宋真宗好道教，宋徽宗更迷道教。这个故事是道徒们编造出来糊弄皇上的。事实上，争州盐池自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就干涸减产了。绍圣五年(公元1098年)又被大水浸坏。直至崇宁四年修复后，才创开四千四百余畦。宋徽宗牵强附会，把自然变化与神怪显灵联系在一起，封关羽为崇宁真君，关帝庙主殿从此称崇宁殿。这完全是宋徽宗与张天师导演的一场神话剧。
明代嘉靖、万历二位皇帝信奉道教，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天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关帝庙遍全国各地。这些故事穿凿附会，越传越广。在民间，关帝不但被奉为武神、财神，而且具有司命禄、佑科兴、治病魔、驱邪恶、诛叛逆、招财宝等无边法力。宗教本身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关帝的法力正是广大民众所渴望的，因而在社会上受到了广泛的顶礼膜拜。
宋无明清以来，由于三大宗教的共同宣传，关帝信仰已超过了一切宗教、一切神灵。“香火永盛，将与天地同不朽”。宋明理学的发展，使儒、佛、道在思想上能够相互兼容，在教规上相互借鉴，不再排斥对方。自宋代起，各地关帝庙虽多由道士住持，佛教僧徒也往往同住庙内，儒教徒也由国家派遣，前往关帝庙致祭。因此，在关帝庙内体现了全部的中国传统文化。
山西解州关帝庙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关帝庙，创建于隋代，历经宋元明清历代不断扩建。现在大庙建筑基本是清代遗构，是清朝大兴扩建的最后结果。庙内保留了大批的明代铸铁文物及元明两代的铜铸和木雕关公像，也保存了大批明清两代佛道绘画。至于有关关公的传说故事、戏曲剧目、楹牌匾、宗族谱牒，解州作为关帝的家乡，流传得最广，保存得最多，这些都堪称祖国历史文化的珠宝。
三、关公文化的发展历程
历史上，关公信仰的传播曾有四个中心地带。首先是湖北荆州，此后转移到山西，然后转移到北京，最后转移到江南，在流变过程中地位越来越高，明清时代达到顶峰。明代嘉靖、万历二位皇帝曾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天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到了清代，他成了中国的最高神，满族的皇室也经常拜关公，乾隆帝曾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不断地神化关羽。而关公文化具体的发展历程则如下所述。
（一）隋代
一般认为，关羽显灵开始于隋朝。但现存较为可信的资料记载的大都是唐人对关羽的崇拜情况。唐末范摅《云溪友议》即云：“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荆州 6 有玉泉祠，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祠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
关羽在民间的最初形象，是以凶悍可畏为特征的。《云溪友议》称：“（荆州玉泉）祠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缁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顶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慢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这是荆州一带的情形。《北梦琐言》记载的关羽亦有相似的形象：“唐咸通（８６０南北朝的门第观念、名士崇拜和隋唐以后的功名追求、恐龙崇拜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关羽的被神化自有其特殊的社会土壤和条件。
关羽神化首先发生在荆州，这与荆州人民历来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荆州人民对关羽有着特殊的感情。关羽后期一直镇守荆州。这位平民出身的将领“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治军爱民，保境拒敌，带来一方平安，人民深受其惠，也深致敬佩，对于他的突然壮烈遇难，自然感到特别的震惊和悲痛，更加怀念关羽的忠义和神勇，幻想其死有余烈，英灵不泯，希望他的神灵继续庇护一方生灵。于是便有许多传说产生，自发兴建的庙宇出现了，自觉的祭祀活动也开展起来了。不过，这种局限于一地的民间习俗在门阀政治时代是不会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的，其社会影响也就有限。而在世俗政治时代，这一习俗很能引起追求功名事业的普通人们的情感共鸣，关羽显灵的传说也就不胫而走了。
（二）唐代
唐五代是完成关羽神化的重要时期。中唐以前，关羽作为神灵受到人们的祭祀崇拜仍然局限在荆州一带。唐代宗时任郢州刺史的郎士元在《壮缪侯庙别友人》诗中说：“将军秉天时，蜀王曾命赵忠义画《关将军起玉泉寺图》，可知四川一带已盛行关羽神像。
关羽在唐末五代虽然成了有广泛影响的神灵，但其信仰主要限于民间，故其社会地位还不高。唐代宗时任郢州刺史的郎士元在《壮缪侯庙别友人》诗中说：“将军秉天姿，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谁为感恩者，意是思归客。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隔。离筵对祠宇，洒洒暮天碧。去去无复言，衔悲向陈迹。”唐时郢州治长寿（今湖北省钟祥县，属荆州地区），原本荆州地界，诗中所云“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隔”，说明为关羽立庙祭祀虽盛行于荆楚大地，但还没形成全国规模。作者敬佩关羽的义勇，同时也感叹他流落异乡。唐德宗贞元年间董侹在《重修玉泉关庙记》中说：“惟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孟德且避其锋，孔明谓之绝伦。其于徇义感恩，死生一致，斩良擒禁：此其效也。呜呼！生为英贤，没为神明，精灵所托，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 7 乎系。”这里所谈的关羽，显然以历史原型为依据，其所述史实不脱离《三国志》的记载。由于此次重修关羽庙是邑令张僓根据荆南节度使工部尚书江陵尹裴筠的命令进行的，而董侹此记也是奉裴筠之命而作，故记中对关羽显灵的民间传说取谨慎态度，除提到梁末二例外，余皆未及，但从中仍不难发现，当地老百姓对关羽的崇拜已达到很深的程度。人们认为，关羽其人虽死，但神明犹在，“邦之兴废，岁之丰荒”全依托于他。地方政府利用民间信仰来促进文治教化，表明统治者们对关羽文化现象开始予以政治关注。
不过，在唐代将关羽崇拜推进到全国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宗教。佛教禅宗北派创始人神秀曾在当阳玉泉山东的楞伽峰南麓建造大通禅寺，以关羽为护法伽蓝神，传法二十余年。神秀晚年被武则天召请至长安，在内道场供养，很得帝王礼敬，有“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之称。由他来推重关羽，自然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至唐末五代，关羽的影响已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对关羽的崇拜也从自觉性信仰演变为强制性服从，关羽神灵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感增大，这是宗教神化关羽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说明关羽完成了由历史人物向宗教神灵的演变，关羽成了中华民族所普遍敬仰和崇拜的神灵。唐末范摅《云溪友议》载：“荆州玉泉祠曰三郎祠，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缁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顷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慢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这种崇敬与畏惧不再限于荆州一地，它已遍布全国，成为一种普遍的民间信仰。据《北梦琐言》记载，唐懿宗咸通乱离后，京城长安坊巷就曾讹传关三郎鬼兵入城，使家家恐悚。五代时，蜀王曾命赵忠义画《关将军起玉泉寺图》，可知四川一带已盛行关羽神像。
（三）宋代
如果说隋唐时期关羽主要依靠宗教力量扩大其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影响，那么，宋代的关羽则主要依靠最高封建统治者的封赠提高其政治地位，从而加强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宋代积贫积弱，长期受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武力侵扰，一次次失败带来一次次屈辱，而最高封建统治者又不能励精图治，当他们的政权受到威胁而难以自保时，便请出关羽来号召群众。他们当然不会去进行关宋徽宗崇信道教，崇宁二年（1103年）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元奏称曾请关羽神灵磔死解州盐池之蛟，并召其现于殿左，徽宗惊掷崇宁钱与之曰：“以此封汝。”世因祀为崇宁真君（《茶香室丛钞》卷十五），关羽便成为道教奉祀的神祇张继元的装神弄鬼无疑提高了关羽在最高封建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但这毕竟不算正式封赠。大观二年（1108年）徽宗正式加封关羽为武安王，立祠祭祀，这是关羽死后首次被封建统治者封王。宣和五年（1123年）又加封为义勇武安王。以后历朝均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封，关羽的地位也不断提高。
（四）明清时期
关羽崇拜达到巅峰，这与《三国演义》成功地塑造了关羽形象以及《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
《三国演义》以“桃园结义”开篇，表明了创作者的价值取向。作者对“义”的颂扬，主要是通过成功塑造关羽这一被清人毛宗岗称为“义绝”的典型形象来实现的。在关羽身上，体现了“义”的全部丰富性和生动性，展示了一个既集中传统道德精华又能为明清时期的人们所认同的古代名将的人格力量，必然引起全社会的热切关注。毛宗岗在评论关羽形象时说：“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若云长。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面如赤心，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拜华容，酬恩之谊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风光。心则赵抃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意则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是古今来名将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应该说，毛宗岗的评价是全面而深刻的。关羽的“义绝”正是他被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方人士所崇拜的根本原因。然而，具体到某一件事，何者为宜，何者不宜，人们的认识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君臣有君臣之宜，朋友有朋友之宜，儒有儒之宜，侠有侠之宜，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对“义”的要求也是不同的。然而，关羽之“义”却成功地满足了社会上不同人们的不同要求，关羽俨然成了“义”的化身，也即人们处世行事的楷模。
《三国演义》在描写桃园结义时有一段誓词，词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这里既有“上报国家”的忠义，又有“下安黎庶”的仁义；既有“救困扶危”的侠义，又有同生共死，充分体现了关羽的忠义仁勇的品质。
（五）近现代及现代
关公文化是一种独特而复杂的文化现象，它贯穿古今，名扬海内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充实或更新着自己的内涵。关公文化到现代仍受人们所推崇，特别是近几年来，关公热不断升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关公、纪念关公以及相关的组织团体越来越多。二是各种祭祀活动和研讨活动也越来越多。三是有关关公文化的影视产品、文学艺术产品和文化产业的旅游产品越来越多，现实文化产品种类也越来越多。
地方政府利用民间信仰来促进文治教化，表明统治者们对关羽文化现象开始予以政治关注。建了关庙，关公神像也颇受群众欢迎。海外华侨和华人社团崇拜关羽的热情不减，关庙在东南亚各国仍很普遍，这一切无不说明，对于关羽崇拜这一文化现象的全面认识和科学评价，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十分现实的 9 文化意义。
在香港、澳门以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华人、华侨集中经商的地方，几乎各大公司、各家商号、店铺均敬奉有关公的神像，商民们视关羽为能够招财进宝，庇护商贾的财神，拜关公表达了“以义致利”和讲求诚信的商业伦理追求；香港警察拜“关二哥”，寄托了扶正除邪和精诚团结的职业理想。关公崇拜的兴起发展过程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过程的缩影。
总之，关公文化是带有典型宗教崇拜式的中国文化，它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儒释道文化更在其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关公被赋予敬仰，崇拜，伦理楷模，英雄本色的意义和色彩，不仅仅在于关羽这个历史人物忠义仁勇的人格品质，更是因为其实际上是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景的一个重要载体。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阶层的人有着不同的追求，人们通过不断地神化关羽使之成为精神寄托的载体，关羽形象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由历史而进入文学，再进入宗教，形成了一个具有特定象征意味和复杂内涵的文化符号，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丰富而又深刻的信仰力量。我们只有认清了这一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才能正确地评价它，合理地利用它，成功地引导它，以利于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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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弘扬关公文化打造诚信社会
提要：关公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忠义仁勇精神是关公文化的主要内涵和核心重点；诚实守信是关公文化在演绎发展过程中的一条红线和灵魂；打造诚信社会，铸锻诚信品质是弘扬关公文化的落脚点。
（一）关公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三国以来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总和的一部分，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关公文化根植于华夏大地，嬗变于沧桑历史，普及于黎民百姓，传播于五湖四海，它已经渗透到河洛文化、秦晋文化、燕赵文化、荆湘文化、南粤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和海外侨胞社团文化之中，它已经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弘扬关公文化不能不提及关羽。作为一个自然人他已经离开我们1785年了。他的除暴安良、桃园结义、过关斩将、匡扶汉室、南征北战、千里单骑、义释曹公等英雄事迹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身后所造就的关公形象、关公神像、关公现象、关公精神璀灿夺目，长盛不衰。“汉封候、宋封王、明封大帝”，历代皇帝对其封赐有加；“释称佛、儒称圣、道称天尊”，三大宗教争拉入伙。真可谓“贤臣良将敬其忠，武夫劲卒尚其勇，侠士豪杰慕其义、田夫野老敬其公、村姑慈妪崇其正”。在明清和民国初年时的许多地方，几乎是村村有关庙，家家敬关神，香火缭绕绵延不断，充分说明了关公的感染力和凝聚力。正如作家李存葆先生所说：“人们心目中的关公既是真实的又是艺术的，还是神化了的一尊复合型道德雕塑”。关公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品格，关公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厚积淀，早已凝结在华夏文明的骨髓中，流淌在炎黄子孙的血脉里。
国内如此，海外亦然。有资料显示，世界上有140多个国家崇拜关公，奉为东方之神。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焦大卫说：“我尊重东方之神关羽，他应该受到所有人的尊重，他的仁义智勇直到现在仍有意义。上帝
1的子民如果都像关公一样，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曾一度是世界风云人物的里根在竞选美国总统时偕夫人专程到关帝庙向关公祈祷，期盼保佑其竞选成功，并将参拜时的录相多次在电视台播放。泰国法院在开庭前全体法官都要面对关公像信誓旦旦，尔后方能进行司法审理，其用意在于法官应像关公那样吾心如秤不可偏私。加大拿警察署曾下过一道指令，允许华裔警察在办公室里摆放关公像，使办案既快且准，似有神助。
我们是无神论者，不相信神仙皇帝。我们坚信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任何英雄豪杰先哲圣人只有代表和融入了人民群众的历史潮流中才是真正的英雄。国内一家刊物曾推评出尧、舜、孔子、孟子、屈原、关羽、包拯、岳飞、鲁迅、雷锋为中华十大圣人，此说并非十全十美，难免失之偏颇。但是一个人物一种事物在被演绎和神话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理念已经不是对该人物、该事物的单纯评功摆好歌功颂德了。这种文化氛围、文化现象、文化观念在经过反复认识、反复实践、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科学抽象后必然会释放出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关公文化亦即如此。
（二）关公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外延广阔、深入人心，弘扬关公文化决不是要人们去模仿关羽当年的行为方式，也不是要人们去重建关公庙宇，供奉关帝神像。弘扬关公文化主要是弘扬关公文化中的忠义仁勇精神，以人为本，与时俱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一份精神食粮和思想武器。江泽民总书记1994年1月在视察山西解州关帝庙时指示：要“弘扬关公文化，振兴当地经济”。他充分诠释了弘扬关公文化的必要性和目的性，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和途径，为忠义仁勇精神开辟了用武之地。
忠义仁勇是关公文化的核心和重点，是民族传统中为人处事的一面旗帜，是衡量仁人志士的行为准则。“对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事以仁、任事以勇”，这种理念其源可以追溯到孔孟之道，其流可以绵延到现代道德。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多少忠义仁勇之士，用忠义仁勇精神，谱写出忠义仁勇的光辉篇章。他们以忠作根本，以义为信誉，用仁作爱心，以勇当风骨。忠不顾死义不负心，谱写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嘹亮凯歌；他们精忠昭日月，大义贯青天，绘制出“裹尸马革英雄事，纵死终令汗竹香”的辉煌画卷。他们是民族的骄傲，中华的国粹，后人的楷模。
关公文化中的忠义仁勇精神属于道德范畴。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实践，进而也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生活，从而推动道德的进步。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明天的历史。当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还要不要该不该能不能与时俱进地发扬忠义仁勇精神？回答是肯定的。关键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坚定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今天讲忠义仁勇与封建社会讲忠义仁勇有着质的不同，这叫做“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21世纪的国人讲忠，就是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讲义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原则，坚持真理；讲仁就是要以人为本，爱党爱国，爱科学，爱劳动，爱公共财物；讲勇就是要知难而进，开拓创新，敢于荡涤污泥浊水，勇于向不良倾向作斗争。总而言之，就是要造就像焦裕禄、孔繁森、史来贺、任长霞、许振超等千百万人杰如雨后春笋涌现；使成克杰、慕绥新、马向东、李真、胡长清等败类如过街老鼠喊打，进而促使我们的国家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泰民安、政通人和，高速奔跑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
（三）关公文化在演绎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诚信。诚信是关公文化的灵魂，弘扬关公文化最根本的就是打造诚信品质，发扬诚信精神，让诚信之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铸锻诚信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诚者天之道也”、“诚信者天下之结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古人有“诚信贵于珠宝”之说，失去诚信如同失去灵魂一样。“天失信三光不明，地失信四时不成，人失信五德不行”，可见诚信在社会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它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支柱，是人生的第二张身份证。党中央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要求全体公民要做到“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而诚信就是这五句话的基础，诚信就是公民意识的核心，是时代发展和建设现代公民社会的要求。如果说在古代讲诚信侧重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不自欺不欺人，内心世界和外部行为高度统一，那么在今天讲诚信就是责任意识、法制意识、科学意识和道德意识的统一，可见诚信是社会道德体系的底线。
诚信是为政之要立人之本。建设诚信社会首先要建设诚信政府，政府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为政府是社会的榜样，是权力的执行者。政府只有集责任、法制、服务于一身才能廉洁、高效，取信于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否恪守诚信原则，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因此，政府职能部门要做诚信的表率，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贫欲之害，常怀律已之心。20世纪30年代的中华苏维埃政府，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50年代末期大庆油田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作风都给人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现在有少数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背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政出多门，政令不畅，官僚腐败，诚信缺失，客观上助长了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现象的滋生，甚至成了它们的保护伞。最近媒体揭露的乱批土地、劣质奶粉、毁林坑农、偷逃税款等系列案件令人触目惊心，给诚信社会树立了反面典型。政府的失信行为必然会导致社会生活中不讲信用的行为泛滥，这是应该引以为训的。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居于执政党的地位，人民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要我们增强诚信观念，加强诚信建设，在党的十六大路线指引下，我们定能无往不胜。
诚信是一种美德，是人类社会历来崇尚的价值观。人无诚信不立，家无诚信不和，业无诚信不兴，国无诚信不宁。诚信不是单纯的理论认识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实践问题。为了建立起社会的诚信制度就必须完善
相关的信用制度建设，要造就一种诚而守信、信必自诚、诚信者光荣、背信弃义者可耻的氛围，使老实人不吃亏，使唯利是图、投机钻营者不得利。形成诚信者万事兴，欺诈者路不通的社会局面。
关公文化是中华文化百花园中一支奇葩。弘扬关公文化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它对继承历史传统，繁荣社会经济，团结炎黄子孙，增进海外联谊，促进公民道德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弘扬关公文化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候马、开平、福建的关公文化研究机构联合刊印出版了《关氏三千年》，长篇电视连续剧《神威关公》正在筹拍之中；全国首届关氏联谊和族谱研讨会已经召开；许多地方的关公文化研究会相继建立；山西的关公文化研究成果尤为显著，起到了带头作用。我们坚信，上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指针，中有一批骨干分子作中坚，下有众多热心者的支持和参与，弘扬关公文化必将会“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弘扬关公文化 打造诚信社会
河 南 科 技 大 学关 俊 卿２００４年４月
第五篇：试论关公及关公文化
试论关公及关公文化
——拒绝“义”的负能量
赵 秉 文
内容提要：历史上的关羽只是蜀汉的一员大将，而传说中的关羽则成了“忠义仁勇”的武圣，由关羽故事、关羽精神演绎而形成的关公文化，其核心是“忠”与“义”。笔者对关羽的“忠”“义”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后强调：关公文化并无深刻的思想内涵，它对后世的影响负面多于正面。今天我们必须消除关公文化的负面影响，坚决拒绝“义”的负能量。
长期以来，关公由将而侯而王而帝，最后竟被封为‚关圣帝‛，其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甚至超过了孔圣人，成为了全民族各阶层都顶礼膜拜的‚护国佑民‛的神祗。随着关羽地位的不断提高与神化，自然地产生了‚关公文化‛。今天，我们应当正确评价关羽，正确分析‚关公文化‛这种文化现象，拒绝其价值观取向中‚忠‛、‚义‛的负能量，真正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为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正能量。
一、关羽其人
（一）历史上的关羽，根据陈寿《三国志》的记载，应当是一位‚万人之敌‛、‚熊虎之将‛的大将。纵观其一生，他的武功主要有两大亮点，一是斩颜良，二是困樊城。在‚白马‛之战中，关羽‚望见（颜）良麾盖,即策马刺良于万人之中,斩其首还,（袁）绍将莫能当者。‛在都督荆州、相机北伐、围困樊城时，杀庞德、擒于禁，‚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更加突显了这位大将的神勇与神威。
尽管如此，陈寿对关羽的评价并不算高，批评他‚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的确，作为‚董督荆州‛一方大将，‚骄矜‛是其致命的弱点。当马超投奔刘
第1页 备时，关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在回信中盛赞马超‚一世之杰‛以后，说他‚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一付志得意满的样子。刘备自称汉中王后，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为列！‛不肯受拜，（《三国志〃费诗传》）又是何等骄狂！
那么，威震华夏的关羽为什么会迅速走向败亡？仍以《三国志》的历史记载为依据进行分析，我认为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关羽对‚北伐中原‛的战略意图领会较深执行也坚决，而对与东吴孙权联盟的战略方针则认识不深，执行不力，这是他走向败亡的根本原因。在曹操欲解樊城之围，遣使劝孙权断关羽后路之前，陈寿特别追记了关羽拒婚一事：‚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试问：为了孙刘联盟，刘备可以娶孙权的妹妹为夫人，而关羽为什么不能将其女嫁孙权之子呢？如果说不许婚还情有可原，‚而骂辱其使‛，则只能破坏孙刘联盟，使自己两面受敌，最终归于失败。
第二，对属下严苛，不仅不能为了共同事业团结同僚共同奋斗，反而迫使麋芳、麋士仁投降孙权，使自己失去了后援，陷于极度孤立。当时麋芳任南郡太守，士仁镇守公安，不仅是关羽的重要后援，还是其军需物资的补给线。由于‚供给军资不悉相数‛，关羽就扬言：‚还当治之‛。二人原来就‚嫌羽自轻‛，此时更‚怀惧不安‛，于是便‚叛迎孙权，羽因覆败‛（《三国志〃麋竺传》）。
第三，对吕蒙奇袭荆州缺乏警觉，是关羽败亡的直接原因。为了夺回荆州，孙权与吕蒙可谓费尽心机，首先，吕蒙‚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三国志〃吕蒙传》），随后称病，离开陆口回京养病。关羽果然被麻痹，将原来留在公安、南郡的兵将逐步撤离至樊城攻打曹仁，致使吕蒙‚白衣渡江‛偷袭成功，关羽败走麦城，最后和他的儿子关平、都督赵累等均为孙权将领潘璋部下司马马忠所擒。可见，真实的关羽，除了性格上刚愎自用外，在军事才能上亦是平平，既缺乏战略眼光，也缺乏战役谋略。
（二）如果说，历史上真实的关羽只是一个勇武的大将，而小说中的关羽则已是集忠义仁勇于一身的武圣了。在尊刘贬曹的正统历史观的指导下，《三国演义》虚构了关羽‚夜读春秋‛、‚温酒斩华雄‛、‚封金挂印‛、‚千里单骑护嫂‛、‚过五关斩六将‛、‚华
第2页 容道义释曹操‛、‚单刀赴会‛等情节，连他被曹操俘虏这一极不光彩的事件，在罗贯中的笔下，也成了‚降汉不降曹‛的忠义之举。难怪鲁迅先生也要惊叹：‚……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
从隋唐开始，特别是宋金元时期，三国故事借助戏曲、说话等文艺形式，已经普及到了民间。明、清时代对关羽不断地加官晋爵，称谓也随之改称‚关圣‛、‚关帝‛，形成了新一轮的关公崇拜热。
在不断流传的口头文学、戏曲文学、小说等文艺作品中，关羽被塑造成了既能陷阵摧敌，又能‚守经从权‛，委曲求全，千里投刘；既能节制一方，忠心卫疆，执行‚北伐中原‛的战略思想，又能舍生取义、从容就死的‚忠义仁勇‛的典范。在清朝《三国志演义》的评语中，关羽已被崇誉为‚做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的古今来名将第一奇人了。
（三）许多材料证明：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关羽即已成神。2024年在湖北荆州城隍庙遗址出土的陶制关羽神像，就被人们推断：关羽有可能是南北朝时代荆州的城隍神。关羽成神的传说最初始于荆楚地区，这不仅与楚地自古崇尚巫风有关，更主要的是因为荆州是关羽长期活动的政治、军事舞台，是他人生事业的顶峰和功败垂成之地。
关羽成神的传说，在我国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佛教中国化。公元6世纪（陈、隋之际）天台宗为在荆楚地区传播佛教，借用关羽显灵，帮助修建玉泉寺。关羽愿为佛教护法，成为‚伽蓝神‛。第二阶段是公元11世纪北宋时期，关羽成为宋军护佑之神，传说能率领阴兵为宋军助阵。第三阶段是公元13世纪宋元年间道教盛行，道教借‚关公战蚩尤‛（《大宋宣和遗事》）的神话使关公成为了‚绛衣金甲，青刀美须髯‛的道教尊神。第四阶段则是明清以后各地民间不断涌现‚关公显灵‛传说，扶贫济困，惩恶扬善，无所不能。我国社会一向为多元神祗，无论佛、道两教，或是儒家供奉，民间地域、行业信仰都较繁杂。惟独关公能够跨越三教，覆盖社会，普及城乡，身兼多职，让文士趋奉，将士诚祷，农家祈佑，商界虔敬，警方护佑，江湖尊奉，以致四裔海外。
第3页 ‚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 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 这幅清代关庙中的楹联写尽了关羽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综上所述，真实的关羽只是蜀汉的一员大将，他被曹操俘获即投降，被东吴打败时又‚伪降‛，（《三国志〃吴主传》）其人格也并无魅力。但他死后，却一波又一波地掀起关公崇拜热，成为了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神祗。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化现象。
二、独特的文化现象
文化，是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综合，是一个民族整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关公文化是由蜀汉大将关羽的历史故事、精神风貌历经近两千年的演绎、传承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一）关公文化的形成
关公文化的形成源于对关公的信仰与崇拜。现代研究表明，关公信仰的中心地区经过了四次大范围的转移。第一次是隋唐时以玉泉寺为中心的荆楚地区；第二次是北宋以关公故里解州为中心的山陕河洛地区；第三次是明清以京师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第四次是明代中叶以‚抗倭‛为标志的江浙闽广地区。这几次转移覆盖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地带，并以此为起点走向全国，又随华人迁徙走向世界。
关公文化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笔者认为大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现实社会的需要。例如宋朝的抗辽抗金，明代的抗倭，人们就借助关羽的英勇神武，把他作为护国佑军的军神，掀起对关公新一轮的崇拜。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潘季驯治漕河，封高家堰关庙主神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从此大运河沿途竞相建立关庙，以祈保人流物转之平安，并成为后世关羽司职财神的缘起。
二是关羽故事、关羽精神风貌中一些特点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取向相一致。我国武庙最先配祀武成王（姜尚），后来竟被关羽夺位，一跃成为祠庙的主神，反映了传统文化由‚尚谋略‛到‚崇忠义‛的价值观念的变迁。忠义是传统社会做人的根本标准，而关羽故事中的‚义不降曹‛、‚辞曹归汉‛，以至败走麦城，舍身全忠，完全符合了儒家
第4页 ‚忠臣不事二君‛的价值取向。其实，关公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义‛。清朝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称赞关公为‚义绝‛，‚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义重。‛正是由于《三国演义》在‚恩若兄弟‛、‚不避艰险‛的历史人物身上，演绎出‚桃园三结义‛、‚千里走单骑‛、‚大义归天‛等系列情节，把关羽的‚义‛发挥到了极致，成为后世结义兄弟的楷模与祖师。
三是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从隋唐至明清，历代统治者无一不推崇关公，这也是造成关公崇拜的重要原因。最早敕封关羽，不过是武成王配祀之一。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敕封孔子为文宣王，姜尚（姜子牙）为武成王。安史之乱以后，为了激励武将士气，唐德宗接受颜真卿的建议，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为武成王庙增祀64员名将，其中刘蜀关羽、张飞都被列入其中。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封关羽为忠惠公；大观二年（1108年）进封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敕封‚义勇武安王‛，南宋朝廷一再为关羽加封徽号，直到淳熙十五年（1188年）在当阳特封‚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金、元承袭了义勇武安王的封号。天历元年（1329年）加封汉关羽为‚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遣使祀其庙。明初朱元璋命关羽祠庙重新恢复‚寿亭侯祠‛。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建庙于南京鸡鸣山。嘉靖年间恢复‚义勇武安王‛爵号。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敕封天下关庙之神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此为天下关庙俱可称帝之始。自此关羽成为无上尊神。清兵入关以前，满洲朝廷已经开始崇敬关公。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前一年（1615年），即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县）内城南门修建关帝庙，是后金国初七大庙之一。皇太极崇德八年（1643年）以沈阳为京城，即敕建关庙，赐额‚义高千古‛。雍正三年（1725年）颁诏比隆孔子仪典，追封关帝三代俱为公爵，春秋二次致祭。此为关羽列入符合儒家规范之国家祭祀主神，护国佑民的开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诏‚所有《（三国）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光绪时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佑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为历朝人臣之最。
（二）关公文化的核心
人们崇拜关公，并不是因为看了陈寿的《三国志》，而是通过戏曲、平话、小说、第5页 民间传说，熟悉了三国故事，感受到了关羽的精神风貌。这些通俗的文艺形式，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增添故事情节，也就不断地美化和神化了关羽。我们上面一再提到的‚桃园三结义‛、‚温酒斩华雄‛、‚降汉不降曹‛、‚千里走单骑‛、‚夜读春秋‛、‚单刀赴会‛、‚义释曹操‛等等故事，一再渲染关羽的神勇，赞扬关羽的忠义。因此我们可以说，忠义神勇是关羽精神风貌的集中表现，也是关公文化的核心与灵魂。
人们崇拜关羽，就是崇拜他的神勇，崇拜他的忠义，这也完全符合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因此，对于关羽的神勇忠义必须做一些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首先，关羽的武勇在《三国志》中即有定评。《魏书》、《吴书》中常有‚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熊虎之将‛、‚勇冠三军而为将，不可犯也‛等评语。而在后世，则被誉为‚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清代史学家赵翼指出：‚可见二公（关、张）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显神勇，因不虚也。‛虽然勇敢应该是将军的基本素质，但像关羽这样‚威震华夏‛，还是令人景仰的，值得肯定和推崇的，借此也可以激励后人英勇精进。
其次，关羽的忠，应当是忠于刘备，这也就是历朝历代儒家所推崇的忠君。《三国志》以十分简约的语言记载了他这种忠君的品质：‚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他曾对试探他的张辽说‚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他效忠刘备的誓言。到了《三国演义》，我们上面提到的添加的诸如‚土屯约三事‛、‚降汉不降曹‛、‚千里单骑护嫂‛、‚过五关斩六将‛等等，也无一不是颂扬他对刘备的忠。
这种‚忠‛虽然是传统社会人生的重要价值取向，但在今天已是时过境迁了。为此，近代有人便把关羽的‚忠‛解释成‚待事以忠‛，意思是说关羽受刘备之托，镇守荆州，忠心耿耿，兢兢业业。非常有趣的是，《三国志》在叙述‚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以后，并没有叙述关羽如何认真履行职守，而是写他听说马超投降，立即去信询问诸葛亮‚超人才可谁比类‛？并以诸葛亮称赞自己的回书‚以示宾客‛而沾沾自喜。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分析过关羽镇守荆州最终失败的三个方面的原因，也就是说他董督荆州时犯了三大错误。试问：受人所托，最后却因为自己犯错惨遭失败，不仅自
第6页 己丢了性命，还为最终断送蜀汉事业埋下恶果，这能叫‚待事以忠‛吗？
再次，关羽主要是作为‚义神‛，在传统社会中受到朝野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尊崇。但关羽的‚义‛其实也是非常狭隘的，他的‚义‛一是施于兄弟，二是施于有恩之人。前面我们多次提到的《三国演义》中添加的那些情节，既表现了关羽对刘备的‚忠‛，也表现了关羽对刘备的‚义‛。关羽被曹操俘获以后‚礼之甚厚‛，封‚汉寿亭侯‛，‚重加赏赐‛，关羽发誓‚当立效以报曹公‛，所以便有诛颜良解白马之围。对于一般人，即使是同列的马超、黄忠、赵云，关羽不仅不屑一顾，还常常流露出十分看不起他们的言行。当然，关羽的‚义‛对后世的影响也有积极的一面。《桃园三结义》虽然是虚构的，但在三兄弟的盟誓中注入了‚上安社稷，下保黎民‛的经世关怀，并以此作为异姓结义的理想境界，在历史的长河中注入了源头活水，发挥出普遍、持续的影响。同时，异姓结义，突破了传统的宗亲制度，平等相交，同心共志，闪烁出夺目的民主晨晖。
（三）关公文化的复杂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关公文化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文化现象，既有进步性，又有保守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关公这一人物的复杂性，关公是一个历史人物、传说人物、神话人物的迭加和融合；二是关公的忠义是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是人生最大的价值符号，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的巨大变迁，社会道德观念已经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新的价值观体系正在形成和架构；三是人们崇拜关公也呈现多元化，可以说是仁者取仁，勇者取勇。而在民间，主要是在适用方面取向，这也就是关公这尊神伺职越来越多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对关公文化要认真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关公文化在传统文化中占有他应该占有的地位。
三、消弥关公文化的负面影响，拒绝“义”的负能量
以上我们对关公文化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关公文化的内核——‚忠‛与‚义‛，谈了一些笔者的看法。毋庸讳言，关公文化是存在着瑕疵甚至说是糟粕的东西。
第一，关羽的‚忠‛是忠于刘备集团，忠于蜀汉，一句话，就是忠于皇权，所以他才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尊崇。乾隆可以说是慧眼识关羽，所以他特别颁诏‚关帝之
第7页 谥，应改为‘忠义’。‛我们今天提倡的‚忠‛，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所以关羽效忠某个统治集团的‚忠‛，已经暗然失色，如果我们仍然加以推崇，就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与关羽的‚忠‛相联系的是他的诚信，即所谓信守承诺。的确，关羽最终回到了刘备身边，兑现了他忠于刘备的承诺；他解了白马之危，实现他‚必报曹公‛的誓言。但这真的是诚信吗？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是日常行为的诚实和正式交流的信用的合称。即待人处事真诚、老实、讲信誉，言必信、行必果，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简单地说，诚信是‚童叟无欺‛，没有任何的虚假与欺诈，而关羽的‚诚信‛却时有欺瞒和哄骗，完全是为了保全他个人的私欲与私利，与我们今天襟怀坦荡、诚信于民、诚信于天下更有万里之遥。
第二，我们提倡的‚义‛是国家民族的大义，是为正义事业而英勇献身的高义。而关羽的义是狭隘的小团体的义，在今天，其负面影响更是十分明显。首先，‚桃园结义‛虽在历史上农民结义起义中发生过进步影响，但在后世，更多的是被江湖帮派和黑社会所尊崇，关公被尊为帮派的鼻祖，他们拜关二爷，唯老大之命是从，在中国历史上演绎过多少次‚聚敛财富‛、‚恩怨仇杀‛的不义之举。今天，一些黑社会首恶分子不就是凭借着在关二爷神像前的盟誓而牢牢地控制其成员吗？其次，从鼻祖关羽开始，在江湖帮派中恶性膨胀的‚哥们义气‛，对今天的青少年造成了极大的祸害。据报，青少年结伙犯案和校园暴力事件近年来成上升趋势。青少年结成团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哥们义气‛，只要我们是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就不分青红皂白，有求必应，不计后果。为了小圈子或一个人的私利就大动干戈，结果既害了别人又了自己。2024年4月23日下午，大哥小伟（16岁）和小剑（18岁）各带了七八个同学在浙江某汽车站为抢女友决斗，结果小伟杀死了小剑，参加这场械斗的同学都是出于‚哥们义气‛。笔者所在地2024年1月20日发生的一起球场流血惨案也是由于‚哥们义气‛造成的。当天，一位姓胡的高中生正和十来个同学在另一所中学打篮球，与他有点小过节的张同学带了13人拿着砍刀、弹簧刀寻衅而来，结果一位姓蒋的辍学少年当场将16岁的王某捅死。此类案例不胜枚举。由此可见，‚义‛的负能量造成的恶果触目惊心，对社会主义法制
第8页 建设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再次，崇拜关羽的‚义‛致使今天一些人特别是青少年对‚大义‛和‚私义‛界限不清，造成了价值观体系的紊乱，不利于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
第三，对关公的个人崇拜以致把其当作尊神而顶礼膜拜是关公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关公文化的致命缺陷。前面我们提到的，清乾隆41年（公元1776年）颁诏，不仅改定关帝之谥为‚忠义‛，更确定关庙祭祀，与祭孔规格全然相同。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而只是肤浅地将孔子与关公作一简单的对比。儒家文化的形成与传播，完全不是基于对孔子的个人崇拜，而是渊于这一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与深刻性，这应该是一个常理。个人崇拜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土壤深厚，曾经造成过极为严重的后果，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记取吗？
我们今天要消除关公文化中的负面影响，拒绝他的‚义‛的负能量，必将进行长期而艰巨的工作。笔者认为，当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正确认识关公文化的复杂性。通过讨论与宣传，使广大民众逐渐明确关公文化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关公文化的流传只能是负面影响远远超过正面影响；逐渐认识关羽只不过是蜀汉的一员大将，一生并无丰功伟绩，实事求是地说，他的功业远不及姜尚和岳飞；逐渐明确认识关羽为人骄矜冷面，谈不上什么道德楷模，根本不值得后人如此顶礼膜拜。
二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努力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让青少年懂得，关羽所代表的那一套伦理道德，多与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格格不入，背道而驰；其次，要让青少年懂得什么是民族大义，国家大义，什么是个人或小集团的‚私义‛，把‚哥们义气‛拒于千里之外；再次，要使青少年懂得中华民族是诚信的民族，诚信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教育他们从小树立诚信的优良品质，做到待人以诚，待事以忠，从商有道，拒绝任何形式的伪劣虚假。
让我们大声呐喊：在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努力拒绝‚义‛的负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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