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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审计工作报告透露财政体制改革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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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工作报告透露财政体制改革信号
本报记者 刘世昕 《 中国青年报 》（2024年06月28日01 版）
2024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给18个省的“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资金高达420亿元，但截至当年年底，这笔本应该在节能减排领域发生效益的资金，还有177.45亿元趴在各级财政或主管部门的账上，没有拨付到位。
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在拨付到项目单位的资金中，居然有7.73亿元被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而那些已经拿到钱的项目，还有相当的一部分建设进度缓慢，没有按期达到节能目标。
这意味着，420亿元与节能相关的转移支付资金，42%还躺在账面上按兵不动，而花出去的钱也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发挥效益。
这组令人匪夷所思的数字出现在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今天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审计报告中。为了摸清楚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果，2024年，审计署选择“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等三款转移支付资金，一直从中央追到地方，首次对某一款资金做到拨付环节的全覆盖审计。审计署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审计署动用700名审计人员、耗时4个月追踪每笔钱的流向，就是为了揭示在当前政府间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背景下，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力促推进财政体制的改革。
而这个话题，审计署已经连续7年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审计报告中提及，只不过这一次结合18个省份的财政运行情况更加系统地剖析了现行财政体制运行与当前深化改革和转变发展方式不相适应之处。
必须提及的背景是，不管是去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还是今年3月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都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健全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
财政的越位与缺位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近年来，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势头已经放缓，但民生等方面的刚性需求却在持续上涨，这就更需要厘清，哪些钱该政府花，哪些该由市场埋单，财政资金既不能越位，更不能缺位。现实的情况是，长期以来，政府的职能范围不够清晰，不该政府花的钱，政府出手了，该政府管的，又出现真空。
审计工作报告指出，有的地方还在用财政资金补贴竞争性企业。被审计的18个省份中，近两年来，有75亿元财政资金用于补贴或兴办竞争性企业，其中8亿元补给了限制类行业。但另一方面，该政府管的民生等领域却投入不足，抽查的54个县中有47个县的民生投入多项未达标。
在审计署财政审计司马晓方副司长看来，由于没有严格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财政资金的缺位与越位，严重影响国家的财经秩序和财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划清楚的，还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马晓方介绍说，目前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许多事项的支出责任，但教育、卫生、支农等支出责任多数未明确。少数明确了支出责任的事项，却又存在上下级政府交叉安排支出，各级政府职责不清、支出重叠的问题。
在划分清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后，亟待提上改革议事日程的是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使得中央、地方间的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各级政府间财权划分不够合理，特别是，地方财税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地方政府缺乏收入及预算自主权。
近年来，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2024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总量比2024年增长近一倍，在缩小东西部地区的财力差距、保障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转移支付越来越偏离了公共财政的应有之义。
比如，中央转移支付占中央公共财政支出比例越来越高，专项用途转移支付占一般转移支付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些不合理的支出结构为老百姓所说的“跑部钱进”埋下隐患。
马晓方介绍说，政府间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改革、转移支付的结构优化都是中央政府正在推进的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此，审计署也建议，当前改革的重点是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事权，能明确的事权尽快通过法律法规确定，暂时不能明确事权的也应界定支出责任。
另外，要按税种的经济属性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充实地方税体系，保障其履行事权所需的财权。在转移支付方面，要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清理撤销不属于中央事权的专项转移支付，严格转移支付设立的审批权限和程序。
纳税人的钱有没有用在刀刃上
在审计工作报告中，刘家义审计长专门指出，“中央本级财政资金闲置较多”，未形成有效需要。如公共财政预算中，近5%的收入不能统筹使用，仅车辆购置税就结余37亿元，还有104个部门本级结余结转396亿元。
基金预算中，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等3项基金连年结转余额累计339亿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当年收入7.69亿元、年底结余7.28亿元。
地方财政资金闲置也较多，抽查的18个省份本级财政专户存款余额相当于其国库存款的44%。
审计署办公厅有关部门负责人说，与往年审计报告相比，今年的审计报告不仅关注财政资金使用的合法性，更关注纳税人的钱究竟有没有用在刀刃上、使用的效率如何。
马晓方介绍说，这些“动不了”的钱，说明我国的财政收支结构还存在问题，亟待优化。
除了闲置资金趴在账上动不了，影响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外，转移支付过程中的责任不清也导致一些财政资金使用存在闲置问题。
420亿元的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的转移支付资金没有发挥既定的减排效果就是典型的例子。
这也是转移支付资金普遍存在的“重分配、轻管理”、“重投入、轻效果”的问题。
纳税人的钱没用在刀刃上的另一个直接体现是，一些部门对会议费和因公出国费预算管理不很严格，存在一定铺张。特别是，一些部门未经批准或计划外召开会议、出国；扩大会议或出国支出范围，提高开支标准；有的还转嫁费用或挤占其他支出。
中央政府早在2024年就要求中央部门开展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估，但截至2024年，中央部门开展绩效评价的项目资金只占项目预算的1.5%。
对此，审计署的建议是，当前优化收支结构的重点是，注重增收节支、厉行勤俭节约，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政府财务报告何时试水
究竟哪些钱该纳入国家的钱袋子？从1996年起，我国就开始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建立全口径的预算体系，这意味着所有的政府性收支都要纳入预算进行管理。从1996年的建立政府性基金预算，到2024年的试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到2024年的试编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目前，我国正在朝着建立涵盖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金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全口径预算体系迈进。
10多年的改革使得政府的收支基本都归拢到预算的盘子里了，但伴随的问题是，各项预算的功能定位不够清晰，导致支出出现交叉重叠。
刘家义在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2024年的扶贫、医疗救助和防汛度汛等支出，公共财政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分别安排577亿元、33亿元；对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经济预算分别安排825亿元、1138亿元、128亿元，其中对20户企业的专项补助支持对象相同、项目内容基本类同。
审计署有关部门负责人说，要解决这些问题，应通过法律明确各本预算收支范围和功能定位，规范各本预算间资金调剂使用的程序，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用于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改革现有预算编制方式，使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更好地用于国家经济重大项目。
2024年的审计报告中曾披露，截至2024年年底，我国地方债务的总额为10.7万亿，今年的审计工作报告依然对地方债有所着墨，只不过这次是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24年以来的政府性债务情况进行披露。审计工作报告指出，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存在债务规模增长过快、部分地区债务风险凸显等问题。在马晓方看来，现有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评估不足以反映政府的资产安全性，更能反映地方资产负债情况的可能是政府财务报告。对此，审计署也建议，未来应该试点政府财务报告制度，编制包括政府资产负债、现金流量等内容的政府财务报告，全面反映政府的财务状况和运营绩效。
本报北京6月27日电
第二篇：审计工作报告传递财政体制改革信号
审计工作报告传递财政体制改革信号
2024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给18个省的“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资金高达420亿元，但截至当年年底，这笔本应该在节能减排领域发生效益的资金，还有177.45亿元趴在各级财政或主管部门的账上，没有拨付到位。
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在拨付到项目单位的资金中，居然有7.73亿元被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而那些已经拿到钱的项目，还有相当的一部分建设进度缓慢，没有按期达到节能目标。
这意味着，420亿元与节能相关的转移支付资金，42%还躺在账面上按兵不动，而花出去的钱也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发挥效益。
这组令人匪夷所思的数字出现在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今天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审计报告中。
为了摸清楚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果，2024年，审计署选择“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等三款转移支付资金，一直从中央追到地方，首次对某一款资金做到拨付环节的全覆盖审计。审计署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审计署动用700名审计人员、耗时4个月追踪每笔钱的流向，就是为了揭示在当前政府间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背景下，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力促推进财政体制的改革。而这个话题，审计署已经连续7年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审计报告中提及，只不过这一次结合18个省份的财政运行情况更加系统地剖析了现行财政体制运行与当前深化改革和转变发展方式不相适应之处。
必须提及的背景是，不管是去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还是今年3月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都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健全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财政的越位与缺位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近年来，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势头已经放缓，但民生等方面的刚性需求却在持续上涨，这就更需要厘清，哪些钱该政府花，哪些该由市场埋单，财政资金既不能越位，更不能缺位。现实的情况是，长期以来，政府的职能范围不够清晰，不该政府花的钱，政府出手了，该政府管的，又出现真空。
审计工作报告指出，有的地方还在用财政资金补贴竞争性企业。被审计的18个省份中，近两年来，有75亿元财政资金用于补贴或兴办竞争性企业，其中8亿元补给了限制类行业。但另一方面，该政府管的民生等领域却投入不足，抽查的54个县中有47个县的民生投入多项未达标。
在审计署财政审计司马晓方副司长看来，由于没有严格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财政资金的缺位与越位，严重影响国家的财经秩序和财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划清楚的，还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马晓方介绍说，目前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许多事项的支出责任，但教育、卫生、支农等支出责任多数未明确。少数明确了支出责任的事项，却又存在上下级政府交叉安排支出，各级政府职责不清、支出重叠的问题。
在划分清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后，亟待提上改革议事日程的是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使得中央、地方间的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各级政府间财权划分不够合理，特别是，地方财税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地方政府缺乏收入及预算自主权。
近年来，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2024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总量比2024年增长近一倍，在缩小东西部地区的财力差距、保障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转移支付越来越偏离了公共财政的应有之义。
比如，中央转移支付占中央公共财政支出比例越来越高，专项用途转移支付占一般转移支付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些不合理的支出结构为老百姓所说的“跑部钱进”埋下隐患。
马晓方介绍说，政府间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改革、转移支付的结构优化都是中央政府正在推进的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此，审计署也建议，当前改革的重点是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事权，能明确的事权尽快通过法律法规确定，暂时不能明确事权的也应界定支出责任。
另外，要按税种的经济属性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充实地方税体系，保障其履行事权所需的财权。在转移支付方面，要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清理撤销不属于中央事权的专项转移支付，严格转移支付设立的审批权限和程序。
纳税人的钱有没有用在刀刃上
在审计工作报告中，刘家义审计长专门指出，“中央本级财政资金闲置较多”，未形成有效需要。
如公共财政预算中，近5%的收入不能统筹使用，仅车辆购置税就结余37亿元，还有104个部门本级结余结转396亿元。
基金预算中，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等3项基金连年结转余额累计339亿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当年收入7.69亿元、年底结余7.28亿元。
地方财政资金闲置也较多，抽查的18个省份本级财政专户存款余额相当于其国库存款的44%。
审计署办公厅有关部门负责人说，与往年审计报告相比，今年的审计报告不仅关注财政资金使用的合法性，更关注纳税人的钱究竟有没有用在刀刃上、使用的效率如何。
马晓方介绍说，这些“动不了”的钱，说明我国的财政收支结构还存在问题，亟待优化。
除了闲置资金趴在账上动不了，影响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外，转移支付过程中的责任不清也导致一些财政资金使用存在闲置问题。
420亿元的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的转移支付资金没有发挥既定的减排效果就是典型的例子。
这也是转移支付资金普遍存在的“重分配、轻管理”、“重投入、轻效果”的问题。
纳税人的钱没用在刀刃上的另一个直接体现是，一些部门对会议费和因公出国费预算管理不很严格，存在一定铺张。特别是，一些部门未经批准或计划外召开会议、出国；扩大会议或出国支出范围，提高开支标准；有的还转嫁费用或挤占其他支出。
中央政府早在2024年就要求中央部门开展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估，但截至2024年，中央部门开展绩效评价的项目资金只占项目预算的1.5%。
对此，审计署的建议是，当前优化收支结构的重点是，注重增收节支、厉行勤俭节约，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政府财务报告何时试水
究竟哪些钱该纳入国家的钱袋子？从1996年起，我国就开始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建立全口径的预算体系，这意味着所有的政府性收支都要纳入预算进行管理。从1996年的建立政府性基金预算，到2024年的试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到2024年的试编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目前，我国正在朝着建立涵盖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金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全口径预算体系迈进。
10多年的改革使得政府的收支基本都归拢到预算的盘子里了，但伴随的问题是，各项预算的功能定位不够清晰，导致支出出现交叉重叠。
刘家义在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2024年的扶贫、医疗救助和防汛度汛等支出，公共财政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分别安排577亿元、33亿元；对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经济预算分别安排825亿元、1138亿元、128亿元，其中对20户企业的专项补助支持对象相同、项目内容基本类同。
审计署有关部门负责人说，要解决这些问题，应通过法律明确各本预算收支范围和功能定位，规范各本预算间资金调剂使用的程序，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用于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改革现有预算编制方式，使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更好地用于国家经济重大项目。
2024年的审计报告中曾披露，截至2024年年底，我国地方债务的总额为10.7万亿，今年的审计工作报告依然对地方债有所着墨，只不过这次是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24年以来的政府性债务情况进行披露。
审计工作报告指出，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存在债务规模增长过快、部分地区债务风险凸显等问题。
在马晓方看来，现有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评估不足以反映政府的资产安全性，更能反映地方资产负债情况的可能是政府财务报告。对此，审计署也建议，未来应该试点政府财务报告制度，编制包括政府资产负债、现金流量等内容的政府财务报告，全面反映政府的财务状况和运营绩效。（中国青年报，记者 刘世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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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长刘家义：审计报告揭示三大风险隐患
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日前所作的审计报告，密切关注财政、金融、国有资产等领域情况，揭示了当前存在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增长较快、宏观经济政策落实不到位、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内控机制不健全等突出矛盾和风险隐患。
地方债增长较快 部分行业风险凸显
2024年，审计署曾对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审计，摸清了截至2024年底的“底数”。近期，审计署又跟踪审计了18个省本级及省会城市本级2024年以来政府性债务增长变化情况。
对比两次审计结果，今年审计报告指出，部分地区债务增长较快，有4个省和8个省会城市本级增长率超过20%；部分地区和行业债务风险凸显，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已超过100%，最高达189%。
此外，审计报告还从新型融资手段、偿债资金来源、融资平台公司清理等层面深入揭示了当前地方债务管理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新型融资方式蕴含风险隐患，部分地区债务偿还过度依赖土地出让，公路等行业债务大量依靠借新还旧等。
政策执行不严格 措施落实不到位
政令不通，中央的宏观经济政策就不能得到真正贯彻落实，就难以防范风险而易于滋生隐患。为此，今年的审计报告十分关注宏观经济政策执行情况。
在金融审计方面，审计报告突出反映了差别化信贷政策执行不严格的问题，如有的金融机构在小企业贷款及出口卖方信贷中额外收费等，这些都不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国企审计方面，审计报告深刻揭示出一些中央骨干企业投资管理不规范，盲目跟风投资多晶硅、风电、煤化工等项目，有悖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同时，一些重大技术攻关和推广应用的激励措施也没有落实到位。
在节能减排政策执行审计方面，审计报告重点指出一些地区节能减排措施执行不到位，没有按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估审查，不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内控机制不健全 违规经营突出
建立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是及时堵塞漏洞、化解隐患，抑制苗头性问题转化为趋势性问题，防止局部性风险演变为全局性风险的重要保障，这方面也成今年审计报告关注的重点。
报告指出，一些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违规经营比较突出，有的分支机构通过借新还旧、第三方置换等方式掩盖资产质量，大量信贷资金被转入民间金融市场用于高利转贷，干扰了正常金融市场秩序。
一些中央骨干企业特别是其子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盲目决策、违规决策以及决策不到位和不严格时有发生，由此形成的损失及潜在损失高达数十亿元；一些企业虚构销售或成本费用，影响到会计核算准确，埋下财务风险隐患。（
第三篇：《体育产业工作报告》透露2024工作情况
《体育产业工作报告》透露2024工作情况
《体育产业工作报告》透露2024工作情况
2024年11月15日
壹
11月14日，在健身休闲产业政策宣贯会暨2024年全国体育产业工作会上，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司长王卫东作了 《2024年体育产业工作报告》，首次对外披露了一年来体育产业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据王卫东介绍，国家体育总局在国家发改委、国家旅游局的通力协作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十余稿修改完善，形成政策文件送审稿报国务院常务会审议，并于2024年10月25日经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总局还按照国务院要求，研究制定了与《指导意见》相配套的系列运动产业发展规划。在《指导意见》出台后，及时与各相关部门联合印发了 《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24-2024年）》、《全国冰雪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24-2024年）》以及 《水上运动产业发展规划》、《航空运动产业发展规划》、《山地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此外，总局还积极配合国家旅游局，研制出台了 《关于促进自驾车旅居车旅游发展的若干意见》。
贰
截至目前体育总局已经与有关部门共同研制出台了22份配套文件。今年由总局领导亲自带队，相关厅、司和部分省市领导共同参与，采用各地自查、实地督查和交叉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对12个省区市“落实配套政策”、“健全工作机制”、“推动地区发展”、“做好保障服务”4个主要方面，共20条具体内容进行了督查。
王卫东介绍，根据国家发改委、体育总局等24部门联合印发的促进消费带动转型升级行动方案的要求，总局研究制定了 《关于进一步盘活体育场馆资源的工作方案》；按照总局与财政部共同印发的《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和各地体育、财政部门的密切配合下，总局推动实施网上申报公示制度，汇总、审核、申请、下达了2024年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9.5亿元，补助大型体育场馆1260个。为督促地方落实公共体育场馆相关政策，确保场馆补助工作规范运作。总局委托中国体育场馆协会随机选取了9个省区市开展了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第三方督查。
叁
总局研制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拓展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类型，优化了申报、评审及认定、退出程序。组织开展了2024年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评审工作，完成了27个省份提交的219份申报材料的审核，目前基本完成了评审工作。
体育产业统计专项调查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目前，31个省区市都已完成体育机构名录库的建设，正在开展调查取数以及研究核算方案的工作。体育标准化建设工作也在稳步推进。按照国家标准委的统一部署，清理评估了53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审查报批国家标准11项，发布行业标准1项；两项国际标准的制定取得阶段性进展。
下一步工作重点，将配合国家发改委尽快完成国家体育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运营；还将抓紧与国家旅游局研制出台体育旅游发展纲要；编制国家体育旅游重点项目名录；开展体育旅游示范工作，制定体育旅游示范基地标准。
王卫东透露，总局即将与国家发改委、民航局、旅游局联合印发 《关于做好通用航空示范推广有关工作的通知》，并提出将建设第一批15个航空飞行营地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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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加速“泛娱乐化”布局 分享万亿元市场红利 文章来源/总局政府网站 —— 感谢原文作者 ——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华夏世博倾力打造博物馆+美术馆+体验馆上市第①股 民间奥运博物馆坐落在北京奥运会运动员村，于2024年率先向公众免费开放，是由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街道、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奥运和世博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中国博物馆协会民办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中国收藏家协会体育纪念品收藏委员会、北京收藏家协会体育专业委员会、北京世奥国际艺术博物馆、北京体藏国际艺术博物馆、北京华夏文博国际艺术博物馆、北京奥美国际艺术美术馆、北京市华夏国奥国际艺术美术馆和北京奥冠国际体育俱乐部等多家单位联合发起成立的。
博物馆旨在宣传奥林匹克文化、弘扬奥林匹克精神，让更多的人了解、感受和分享奥运历史与辉煌的同时，也让那些为奥运会做出种种贡献而默默无闻的人们载入史册。
奥运村博物馆联盟秘书处设在民间奥运博物馆，将发挥民间奥运博物馆作为“奥运村科教文化中心”和“奥运村国际文化研究基地”的职能作用，致力于推动各个奥运体育场馆打造主题鲜明、内涵丰富的“奥运遗产保护基地”，推动有关楼堂馆所生态转型为博物馆式艺术体验空间。
奥林匹亚文化全球行是由希腊奥林匹亚市、希腊中国经济文化合作商会、国际品牌联盟、奥运和世博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民间奥运博物馆、中奥集团、华夏世博文化产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华夏文博国际艺术博物馆和北京奥冠国际体育俱乐部等机构发起的国际体育文化交流活动，旨在“让奥林匹克之光照耀世界”“让体育+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冠军见面会”和“体育小镇”是其重要落地项目。其中奥林匹亚市长科扎斯先生、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严建昌、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前主任李杰、中国收藏家协会体育纪念品收藏委员会主席李祥、北京奥运会火炬手黄海军、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前副总监岑传理、北京工美集团总经理魏连伟以及奥运会竞走冠军王丽萍、跳水冠军肖海亮、体操冠军楼云、击剑冠军李娜等相继成为全球行联合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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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华夏世博已在知名主办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和投行机构等辅导下，启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上市计划，致力于打造体育文化+博物馆体验馆上市第一股。让“体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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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财政审计
财政审计：财政审计又称财政收支审计，是审计机关依照《宪法》和《审计法》对政府公共财政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所实施的审计监督，是政府审计的一种形式。根据我国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和审计机关的组织体系，财政收支审计包括本级预算执行审计、下级政府预算执行和决算审计，以及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根据《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监督暂行办法》的规定，中央预算执行审计主要对财政部门具体组织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国税部门税收征管情况、海关系统关税及进口环节税征管情况、金库办理预算资金收纳和拨付情况、国务院各部门各直属单位预算执行情况、预算外收支以及下级政府预算执行和决算等七个方面进行审计监督。?
第五篇：我国财政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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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体制改革
摘要：综观我国近十年来的财政体制改革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的改革进程：第一
阶段是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其目的是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和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第二阶段是1998年开始推行的财政支出管理改革，其目的是转变财政职能，优化支出结构，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目前我国的财政层次过多，是影响分税制财政体制正常运行和导致基层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建议取消乡镇财政，实行乡财县管；取消市级（地级市）财政对县级财政的管理，实行省级财政直接管理县级财政。这样一来，全国的财政级次变为三级，即中央、省（市、自治区）和县（地级市、县级市）三级，增强各级财政的调控能力。
关键词：改革；财政体制；趋势分析
正文：
1994年以来，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国积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和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两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构建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框架，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与此同时，由于改革的渐进性和不完善性，以及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形势的变化，财政体制运行中的不适应、不配套、不协调等矛盾开始激化和暴露出来，需要继续深化财政体制和管理方面的改革，以适应当前财经形势发展的需要。
1．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回顾
综观我国近十年来的财政体制改革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的改革进程：第一阶段是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其目的是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和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第二阶段是1998年开始推行的财政支出管理改革，其目的是转变财政职能，优化支出结构，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这两个阶段的改革都获得了很大成功，取得了积极成效。
1.1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成效分析
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其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的原则，改革工商税收制度；二是把地方财政包干制改革为能够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分税制，建立中央和地方两个税收体系。
在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首先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改革之前，我国的税收制度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税种较多、税率难定、重复征税、随意减免等问题十分突出，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
经过实践的检验，我国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了国家与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建立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这一改革的成功实施，结束了我国长期实行的以减税让利和财政退让为主要特征的财政支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模式，逐步增强了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二是建立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均快速增长的双赢的财政体制，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近年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对税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又进行了一些改革。一是农村税费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即取消乡镇统筹费等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先期试点的地方改革表明，这项改革规范了农村的分配关系，减轻了农民负担，农民人均减负率一般在30％左右，农村“三乱”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对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二是进一步调整税制。
1.2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进展分析
1998年以后，财政改革的重点转向财政支出体制，目标是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在推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方面，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推行部门预算；二是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三是推进政府采购改革；四是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实行部门预算，增强了预算的完整性、统一性，部门的各种财政性资金（包括预算内外资金）全部在一本预算中编制，所有收支项目都在预算中反映出来。
实行国库集中收付，是将所有的财政资金纳入国库单一账户，所有的财政支出由国库直接支付，取消各部门和单位在银行设立的收支账户。
实行政府集中采购，克服了过去分散采购的许多弊端，如采购资金的分配和使用脱节，无法有效进行监督；采购效益不高，采购的产品和服务往往价高质次；采购过程不透明、不公开，容易滋生腐败，等等。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从收入方面，防止了部门和单位乱收、滥罚及坐收坐支；从支出方面，执收单位上缴收入不再与其支出安排挂钩，有利于执收单位公正执法。
与此同时，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我国各级财政逐步减少了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支出，加大了教、科、文、卫、社保等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方面的重点支出，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向公共支出转变。总之，经过近五年的财政支出管理改革，优化了支出结构，增加了财政支出管理的科学性，初步建立了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
2．今后我国财政改革的侧重点和趋势分析
过去的财政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有力地支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宏观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但由于改革的渐进性，新的财政制度、机制、管理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协调、不适应、不规范等问题。结合当前经济发展的形势，今后必须在以下方面继续深化财政改革：
2.1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继续深化财政预算管理改革
经过1998年以来的财政支出体制改革，我国虽建立了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但离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仍有较大距离。公共财政体制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进行考察和分析：一是财政的主要职能和基本定位。二是财政的运行机制。三是科学的方法和有效的监督。在这三个层次中，预算管理是核心。首先，财政的职能要通过预算的安排体现出来，即通过预算得以实现；其次，科学、细化、规范的预算管理，是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集中采购正常运行的基础；再次，预算是财政监督的依据，具有法律效力。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必须要不断深化预算管理改革。我国在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和政府集中采购等方面已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和改革，初步建立了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这使我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进入了核心和攻坚的阶段，即深化预算改革阶段。
财政支出预算是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集中采购以及加强财政监督的依据，也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益的关键，因此，必须要细化预算的编制。目前的预算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固定部分，即人员工资和共用经费部分；二是活的部分，即专项经费部分；三是转移支付部分，即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补助。
2.2按照财权、事权对等的原则，继续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
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以来，逐渐暴露出来的不协调、不匹配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基层财政越来越困难。
近年来的情况显示，现在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的结果是，财力逐步向上集中，但事权仍在基层，甚至呈扩大的趋势。尤其是许多该财政承担的支出，农民负担过重已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因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税费改革，这部分支出开始回归财政，基层财政的事权反而在扩大。因此，在这两个反方向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县、乡财政困难的矛盾开始激化。
分税制财政体制能够成功运行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各级政府有自己的主体收入，用自己的财力办自己的事情。依赖不断增强和上移的必然结果，分税制财政体制自然消亡，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转化为“跑上”的积极性。因此，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解决基层财政的实
际困难，核心是确立一级财政，就要使这级财政有能够基本满足自己需要的自主财力，在辅之少量的转移支付财力的情况下，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建议取消乡镇财政，实行乡财县管；取消市级（地级市）财政对县级财政的管理，实行省级财政直接管理县级财政。这样一来，全国的财政级次变为三级，即中央、省（市、自治区）和县（地级市、县级市）三级，增强各级财政的调控能力。
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相对称，是分税制财政体制正常运行的又一基本要求。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一是中央财政的职责重大,另一个是县级财政的职责重大。所以，完善目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要增加县级财政的主体税种，扩大税收分享中县级财政分享的比例，同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层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大幅度增强县级财政的实力。
2.3按照公共财政和城乡一体原则，继续改革农村财税制度
目前，我国实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其主要目标是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分配关系，遏制农村“三乱”现象的发生。从试点情况看，农村税费改革确实实现了上述目标，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现在实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并没有根本改变我国1958年左右形成的农村税收体系，农村仍然实行有别于城市的税收制度。
从税收负担看，目前农村居民普遍相对高于城市居民。许多工商税都有起征点和免征额，如增值税、营业税等，但农业税没有，无论农业生产的成本多大，也无论农业生产的净收入是多少，都需要缴纳固定比例的农业税。目前，许多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还不如城市居民的“低保”水平，尤其在很多贫困地区，但在城市享受照顾，而在农村确要纳税。因此，相对城市居民来说，农民的税收负担是重的，也是不公平的，在税制上设置了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待遇。从实现我国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目标出发，必须继续深化我国的农村税收制度改革。长远的目标，应是逐步建立城乡基本协调的税收制度，将农业税改为体现农民纯收益的具有和城市个人所得税有大致相同的起征点和免征额的新型收益税。当前，“三农”问题已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市场恢复乏力，已严重影响了国内有效需求的扩张。目前，增加农民收入，已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为此，在农村新的税制改革到位以前，建议目前免除一切农业税。
在我国现行的财政支出政策体系中，财政与农民的关系，主导的观念是财政支农。这是带有浓厚计划经济时期特征的观念，是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仍能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早已过时的观念。
财政支农的观念，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很不一致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国有经济，还是集体经济、个体经济或者私营经济，都是市场经济中的活动主体，都有义务按照国家统一税法的规定，积极主动地向国家纳税，同时也有权利享受国家一视同仁地向社会成员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其实，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财政政策已逐步从区别性的政策走向共同性的政策。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今后我国农民应该和城市居民一样同等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由国家财政提供的各种社会福利，这就必然要求彻底抛弃带有区别性和歧视性的财政支农观念。
3．结语
农村的许多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教育、社会保障等，不仅在属性上与城市公共产品是一样的，而且许多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也不局限于农村居民，甚至城市居民的受益还要大于农村居民的受益。因此，在供给的方式上也应该采取相同的政策，但现在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存在较大区别，农村的公共产品主要由农民自己负担。这种厚此薄彼的公共产品供给政策，必然造成城乡居民发展机会的不均等，进一步拉大城乡的差别。所以，今后的财政政策调整，要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尤其是目前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饮用水、医疗卫生、养老救济等农村急迫需要的公共产品，要逐步纳入全国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以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社会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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