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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J经学历史读书笔记
讀書筆記
王啟溦
2012200778
在經學歷史的課程學習過程中,我在上課聽講、參考課堂筆記和閱讀參考書目的基礎上對經學歷史做了一個粗淺的梳理，大致上理出經學的歷史發展軌跡，偏重于以較為客觀的視角來清理出經學在各個朝代的特點和發展變化，很是基礎和粗淺。由於學識所限，其中并未對經學中的焦點問題，如師法與家法、經今古文之爭、宋明理學、清朝考據學與樸學、民國的經學發展與演變以及現今經學價值的重估與體系的重構等進行深入的討論。僅僅是個人的讀書筆記的梳理，以求對經學的歷史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概念，從而對經學有初步的瞭解。經學
經學是什麽?
經學一般特指研究儒家經典，解釋其字面意義、闡明其蘊含義理的學問。經學是中國古代學術的主體，是儒家學說的核心組成部分。經學研究的工作（即“學”），主要就是注疏經書。“注”，就是對經書文字的意義等加以解釋，但有些注因為太簡要或年代久遠，因此後人為注再作解釋，稱作“疏”。除了注疏之外，其他如“解”、“考證”、“集解”、“正義”等，名雖不同，但作法大多類似，都是對於經書的一字一句詳加研究，希望能瞭解它真正要表達的意思（即“道”）。
經書的內容雖然難以理解、充滿爭議，但卻是包括解釋宇宙秩序、政治、道德規範、甚至日常生活等等一切的準則及其正當性來源。因而研究經書便成為漢代以來最重要的學術活動。加上漢武帝對於經學的獎勵推行，使通曉經書的人獲得禮遇，使投入經學研究的人更多。在東漢時因此有“遺子金滿盈，不如教子一經”的說法。
儒學？子學？
《漢書‧藝文志》中，五經與儒家著作仍分列在兩個類別，六朝時，逐漸產生從七部圖書到四部的過渡，到了《隋書‧經籍志》，正式把當時的學術按“群經、史學、諸子、文集”區分為四種，即以經學為首，這種分類方式，一直到清代仍為人所接受。經學的中的“學”“術”“道”
從經學自身的歷史來看，經學的研究透過不可變更的文本（載“道”的“經”），來闡發可以變動的注釋，注釋活動（“學”）某種程度上是士人思想的發表、闡述，考慮到經典的神聖性，便可發現政治層面的經學活動（“術”）很複雜。
各個朝代的統治者在取得“法統”之後，都想取得經學研究者（“儒者”）的認同與支持——“聖統”，聖統的取得象徵著一個政府除了在武力上取得統治權之外、同時也在社會文化、價值認同上取得合法性。在某種程度上，這就是經學的“術”，即透過對神聖經典的詮釋活動，來影響執政者的施政思考，在“士人與國君互相影響”的前提下，經學成為重要的政治互動媒介。因而士人要施展政治抱負，往往一方面要在道統上尋求立論依據，從而取得法統上政治力的支持。經學也因與現實政治走得太近而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意識形態，并在近代的飽受詬病，歷史包袱沉重也使其在學術轉型中步履維艱。然而也正是因為經學這種積極入世的、經世致用的理念使得經學有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在今天，這種關心現實、為現實提供可操作性理論的學術理念是很有意義的。
當然，也不可以走極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朝，以異族的地位，要突破“華夷”的春秋思想並不容易，他們以政治力積極運作，或殺戮（如文字獄）、或籠絡（如開科取士、獎勵學術）、或詮釋（如編纂《四庫全書》、《明史》、《大義覺迷錄》）、或禁焚，以取得聖統的承認。誠然，清朝經學在對“學”的貢獻上是功不可沒的。
由此可見，“聖統”作為經學通過“術”的方式來表達一種政治訴求，與由家法、師法觀念（“學”）衍生、象徵經典詮釋主導權威的“道統”不同。
經與經學的確立
現在儒家經典一般是指儒十三經，即《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其確立經歷了一定的歷史發展過程。
春秋末年，始定六經。
孔子返魯，編訂和整理了一些傳統文獻，形成了六經。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裏指出，孔子編輯了《書》，刪定了《詩》，編訂了《禮》和《樂》，作了《易》的一部分，並根據魯國的史料創作了《春秋》。關於六經是否是孔子所作，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議。但無可否認的是孔子主導了六經的編輯，原始文本不一定都是孔子原作。自此以後，儒生們就以六經為課本學習儒家思想，當時仍然被稱為“儒學”，與諸子並立與“子學”，并不成為經學。
春秋戰國時期，六經就已被儒生公認為經典。
秦，博士官的設立與焚書坑儒
秦代即設有博士官，以“博學之士”為用。
由於秦始皇採納李斯的建議的焚書坑儒，將全國圖書以及學術集中到咸陽城，秦亡後，項羽焚燒咸陽，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於歷史舞臺，六經除了《易經》因是占卜之書而不必毀除之外，其他幾未能倖免於難。
西漢，經學的產生與“經”。
經學產生於西漢。
初，高祖劉邦並不重視這些儒家經典。
漢文帝、漢景帝時，開始展開了大量的獻書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長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默誦已遭焚毀的經典而口述謄抄，或把秦時書記於身邊的典籍重新拿出，用當年通用的隸書使之傳世。因為文字、傳述和解釋體系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學派，但其版本上則基本相同，後來統稱為今文經。
漢景帝末年，魯恭王興建王府，拆孔子門第，從孔宅牆中發現《孝經》、《詩經》等一批經書；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即官方皇家圖書館）；漢宣帝時又有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幾篇《尚書》。這些出土的文獻都是用戰國古文字書寫，與通行的五經相比，在篇數、字體和內容上都有相當差異，因而統稱為古文經。此為今古文之爭的濫觴。
漢武帝即位後，為了適應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和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實行了董仲舒、公孫弘所倡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改變博士原有制度，增設弟子員，立五經博士。從此儒學獨尊，由於樂已無書，《詩》、《書》、《禮》、《易》、《春秋》五經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為崇高的法定經典，也成為太學里士子必讀的、精習經典。漢代儒生們以傳習、解釋五經為主業。自此經學正式宣告誕生，可將其視為先秦原初儒學的繼承和發展。
經學的發展
兩漢
漢武帝時，立五經博士，每一經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與弟子傳習經書，分成若干“師說”，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時的五經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後經學日益興盛，博士的數量也逐漸增加。
東漢光武帝時期，確定了十四家博士。據《後漢書·儒林列傳》記載：“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這十四家都屬於今文經學，其官學地位一直保持到東漢末年。
今文經學
今文經學的特點是微言大義地闡發說明孔子的思想，繼承和發揚儒家學說。今文經學以《春秋》為孔子為萬世立法的“元經”，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學”。公羊學即為《春秋公羊傳》裏所闡發的微言大義，主要包括大一統、大居正、大復仇、通三統、統三世、更化改制、興禮誅賊等。漢武帝時期出現了為大一統政治提供了完整的理論體系的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和善於把公羊學理論運用於現實政治中的政治家公孫弘，經過一代代今文經學學者的推闡與實踐，以公羊學為代表的今文經學深受漢朝皇帝的重視，始終在漢朝政治中處於主導地位。今文經學發展到西漢後期，出現了兩種趨勢：一方面由於董仲舒對於公羊學中災異、符瑞、天人感應的闡發，今文經學由此邏輯發展的後果即是讖緯氾濫，再加之統治者的迷信與提倡，經學逐漸神學化；另一方面由於今文經學繼承了較多的原初儒學的色彩，其理論內在地包含著對現實的批判，從而越來越不能為逐漸加強的君主專制所容忍。在這種情況下，自西漢中期開始就已經在民間傳授的古文經學興起。
古文經學
古文經學依據的經書一般都是西漢中期以後在民間發現的古書，以魯恭王發孔子宅之經書為主，因其是用戰國六國及以前的古文字所書寫，故稱之為古文經。
今古文經學的差異
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並不僅僅是文字篇章的差異，主要在於它們對經書的解釋與治學方法的不同。
今文經學認為：孔子是“為漢制法”的“素王”；六經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托，其中有許多微言大義；注重微言大義；關注的重心在於政治哲學與歷史哲學。而古文經學認為：孔子只是古典文獻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師；六經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與聖君賢相政治格言的記錄；注重對經文本義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闡明。關注的重心就是歷史史料學與語言學。
古文經學的興起
最早起自《春秋穀梁傳》，西漢後期曾被立為博士。在王莽當政時期，劉歆極力鼓吹古文經學，並使之立為新朝的博士。
東漢時期，古文經學雖然一直沒有被立為博士，屬於民間學說，但是其影響力越來越大，逐步超出並壓倒了今文經學。由於今文經學發展後期日趨繁瑣，例如“曰若稽古”四個字可以解釋十萬字，又有所謂“師法”“家法”的束縛，再加之其與讖緯糾纏過深，使得人們逐漸遺棄了今文經學。而古文經學一來較少受“師法”“家法”的制約，較為自由也較為簡明；二來與讖緯瓜葛較少，較為理性；三來其放棄了今文經學的批判性，對君主專制的維護更有優勢，所以在今古文經學的長期鬥爭中，古文經學取得了最後的勝利。東漢的古文經學大師有賈逵、許慎、馬融、服虔、盧植等，弟子眾多，影響很大。而今文經學只有何休取得較大的成就，他的《春秋公羊解詁》是唯一一部完整流傳至今的今文經。
在今古文經學的長期爭辯過程中，互相也在逐漸地滲透，互相融合。
東漢初年（西元79年）召開的白虎觀會議就是一個官方召開的企圖彌合今古文經學異同的重要的學術會議。會議的成果由班固寫成《白虎通德論》，又稱《白虎通義》，簡稱《白虎通》一書。《白虎通》是以今文經學為基礎，初步實現了經學的統一。
東漢末年，古文經學的集大成者鄭玄，網羅眾家、遍注群經，對今古文經學進行了全面總結，自成一家之言。鄭玄以古文經學為基礎，但又能吸收今文經學中的優點，態度嚴謹，實事求是，無征不信，從而超過了前人。自此以後鄭學興盛，這不僅標誌著今古文經學之爭的終結，也標誌著漢代經學的衰亡，之後今文經學也隨之消失。
歷代今古文之爭一直存在，並且影響深遠。經今古文因一開始的字體不同、文字不同，引起文義不同、詮釋方式不同，進而導致不同陣營的治學者的治學方式和方向、治學態度和目的的不同。雙方互相傾軋，各有起浮。於是，經今古文由一開始的文字上的分類演變成為了學術上的區別。近代劉師培認為今古文本源于一流，古文經是孔子所刊定的教科書，寫錄下來成為後來的出土文獻；而今文經是孔子在教授門人時口耳相傳的對教科書的義理的解釋、闡發，後來又其門人口述而寫下。二者並非是對立的。甚至皮錫瑞對兼采今古的鄭玄也大為讚賞。
漢朝是經學最為昌盛的時代，朝野內外誦讀經書蔚然成風，《漢書·韋賢傳》引民間諺語說“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漢朝的“以經義決獄”是漢朝經學與王朝政治相結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漢朝經學繁盛的一大標誌。儒生通過司法實踐並官學私學教育，移風易俗，把經學思想深深的植入了普通民眾之中。
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經學由衰落走向分離的時期。
曹魏時期，王學與鄭學之爭。
王學，是指王肅所創立的經學體系。王肅是司馬炎的外祖父，所以王學獲得了司馬氏的支持，他注解的《尚書》、《詩》、《論語》、三《禮》和《左氏春秋》以及其父所作的《易傳》都被列為官學。王學和鄭學之間的紛爭，並不是純粹的學術爭論，而帶有強烈的政治鬥爭的意味。這場紛爭同時也標誌著兩漢經學的衰落。
魏晉時期，王弼、何晏。
魏晉時期在經學取得成就較大的還有王弼、何晏等。
王弼注《周易》，擺脫了漢代用“象數”和讖緯解說《周易》的老路，開創了用義理、思辨哲學解說《周易》的新路，這是經學史上一次重大變革。
何晏所作《論語集解》收集了漢以來各家之說，對後世影響很大。這一時期經學的特點是經學逐漸玄學化。
南北朝時期，南北學分立。
南北朝時期，經學也隨著政治上的南北對立而分立為南學和北學。
據《北史·儒林傳》記載，南學《周易》尊王弼，摒棄象數、發揮義理；《尚書》流行《孔傳古文尚書》；《左傳》盛行杜預撰《春秋左傳集解》。學術風格上南學受玄學、佛學影響比較大，能博取眾家之長，又喜標新立異，反映了其哲學思辨能力的提高，所謂““南人簡約，得其英華”。而北學，《周易》、《尚書》主鄭玄；《左傳》主服虔。北學在學術風格上受北方遊牧民族質樸風尚的影響，保持了漢朝經學以章句訓詁為宗的特點，即”北學深蕪，窮其枝葉”。
隋唐
由於經學由漢而唐，有古今文學，鄭學、王學，南學、北學之爭的歷史背景，再加上唐代因為取士的現實需要，唐代以國家的力量來推行經學。其代表作為孔穎達的《五經正義》。
《五經正義》有一下的地位和影響：是唐代的經學代表作；是鄭玄以來，漢學的總結與高峰；成為士人的教科書；象徵著政府在聖統上的合法性建立；影響了後來政府主導下的經典編輯，至唐後五代之世，宋代晁迥之前，無人異詞。因為開放的環境，唐代經學也進入了韓國以及日本，成為諸國所仿效的法典，日本天皇更運用經學確立了他的政治法統地位。
宋朝
宋代理學興起于晁迥之後，理學家們以重新詮釋古代經典的方式，通過疑經、改經、刪經等方式來進行回歸先秦經典的活動，闡發他們的或保守或激進的主張。當時將《論語》、《孟子》、從禮記中抽出《大學》、《中庸》合稱為“四書”。四書因為被理學家們界定為還原聖人思想的需要而被重新定位，成為超越五經的思想著作。
明朝
明朝經學具有以下特徵，一方面延續宋代的理學路線，政府編纂官方版經典文本。另一方面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南方經學力量逐漸抬頭。王陽明作為最為重要的明代理學家，產生了一下兩個方面的影響，一為表現為對內，即明朝內部，明末經學家幾乎都帶有王陽明式的豪氣，紛紛組織學社，發動朝野清議、輿論、彈劾，與腐敗的政府、宦官對抗，形成激烈的流血黨爭，種下明朝滅亡的內部因素。二為對外，主要表現為對日本的影響：明朝一部份流亡者、海盜、商人與士人，以日本為重要根據地，進行活動，連帶將日本的經學進一步推展，例如孔子、孟子、王陽明皆被各糲與幕府所尊崇、朱舜水以《春秋》為核心的尊王攘夷思想，影響了水戶學的政治論調，進而在明治維新引起了重大的思想浪潮。
清朝
清代初期，疏遠政治。
由於受到明朝滅亡的影響，清初士人開始思考王陽明路線的弊病，再加上清朝皇帝實施文字獄、編纂《四庫全書》、《明史》等思想控制手段，使得士人們明哲保身，將學術和政治逐漸分離開。於是經學中與政治不相干的實學與考據路線特別發達，他們尤其重視以大量的古代典籍以及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等方式來研究經書，甚至進一步考證某些經書的真偽、劃分學術流派。清代初期的經學思想是受到了明朝遺老們（黃宗羲、顧炎武等）很大的影響。
清代末期，今文經學復興。
清末，基於時代需求，主張激進改革的公羊家大盛，其中常州學派的康有為、梁啟超等最為活躍。
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曾說明清代經學“凡三變”：清初，以宋學為主；乾隆以後，許鄭之學大明，是為專門漢學。嘉道以後，“漢十四博士今文說，自魏、晉淪亡千餘年，至今日而複明。實能述伏（生）、董（仲舒）之遺文，尋武（漢武帝）、宣（漢宣帝）之絕軌。是為西漢今文之學。學愈進而愈古，義愈推而愈高；屢遷而返其初，一變而至於道。”又說：“乾嘉以後，陽湖莊氏乃講今文之學，孔廣森治《公羊春秋》，孫星衍於《尚書》兼治今、古文，陳喬樅治《今文尚書》、齊、魯、韓三家《詩》，魏源作《書古微》、《詩古微》、《公羊古微》，淩曙作《公羊禮證》、《春秋繁露注》，陳立作《公羊義疏》，王館長(王先謙)作《三家詩義疏》，已成《周南》、《召南》、《邶風》，錫瑞作《今文尚書考證》、《尚書大傳疏證》。”
兩廣總督阮元輯《皇清經解》，收七十三家，記書一百八十八種，凡一千四百卷。此書是彙集儒家經學經解之大成，是對乾嘉學術的一次全面總結。
民國時代
路線之爭
到民國時代以後，大量的西學、政治運動取代了原來的經學思想，在二者不斷的衝擊之中，產生了諸多主張，全面排斥西學的想法已經不復存在，但仍存有“中國文化本位”、“中體西用”與全盤西化的路線爭執。
胡適與經學式微
胡適認為：“儒家經典中，除《論》《孟》及《禮記》之一部分外，皆古史料而已。”於是，胡適把《詩經》當成文學作品，不是一部經典。古代經書的權威遂下降，經學也就逐漸式微。
20世紀30年代，何鍵、陳濟棠等倡議學校恢復經學課程，遭到不少反對。
1949年以來
建國以來，經學遭受了毀滅性打擊。
新中國對於經學的打擊不遺餘力，特別至文化大革命期間，經學更是受到毀滅性破壞。新中國對於經學研究的毀滅性打擊早在建國初期就有了。大力開展破四舊、立四新、打倒孔家店等運動，尤其是文革十年浩劫，對經學有重大的破壞。經學被視為政治上思想的毒草。改革開放後，關於經學的研究多半依附於中文、哲學或是歷史等學科中。
然而今天，因為西方人權思想的衝擊，再加上改革開放的社會需求，中國大陸開始重新檢視經學內容，重估經學的價值，試圖以經學立場建立足以與西方價值相抗衡的中國價值，並在二十一世紀初葉逐漸建立學術研究單位。這一點在2024年以來“國學熱”的興起上也有所體現。
除了中國大陸，臺灣也在研究經學。兩岸分治以後，在大陸因文革而飽受摧殘的經學在台灣卻獲得了較為完整妥善的保存。然而今天，台灣卻于黨輪替後，在去中國化以“本土化”為主的思維下，經學研究反而略顯低調。
參考書目：
王國維.《漢魏博士考·觀堂集林》.上海:上海書店,1992
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桂林:灕江出版社,2024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24
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24
章太炎.《經學略說》，見《國學講義》.北京:海潮出版社,2024
劉師培.《經學教科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
第二篇：历史读书笔记
读《近代新疆史事论述》《龟兹古国》有感
王振楠
学号2009061620
*** 我去图书馆的时候，老师推荐的很多关于新疆历史的书都被一扫而光了，而且其他书也不多了，觉得挺遗憾的，就顺便借了几本，还读了同学借的几本，就是觉得《宗教论》挺好的，还有一些关于西藏的事情。
我们所处的民族不一样，信仰也会有所差别，宗教在世界有很多，在中国也分很多类，那是人们希望的寄托和舆论约束的动力。
对于之前新疆发生的事情我不做评价了，就说说新疆的近代历史吧！
新疆称西域，位于我国西北边疆，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这一名称出现于清代）
在这里居住的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同祖国内地发生着密切联系。远在两千多年以前的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60年），中央王朝就在西域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府等行政机构，进行统治管辖，西域正式统一于中国版图。
清朝时期，清政府平定西域准噶尔部叛乱（乾隆二十年，即1755年），对新疆实行大规模移民，主要是守边屯田，后把西域改称新疆（1884年建立新疆省，文见《新疆一词的由来》），在惠远(今霍城县)设伊犁将军府，统辖整个新疆的军事、行政事务。此时，汉人成为移民新疆的主要人员构成，居住于巴里坤、木垒、古城（今奇台）、昌吉、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后因屯垦需要，汉人从上述地区迁往塔里木盆地四缘的喀喇沙尔（今焉耆）、吐鲁番、和阗（今和田）等地。光绪元年（1875），左宋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此时，湘军入疆，不少人定居，袁大化任新疆巡抚时，来
了不少河南人，杨增新任新疆省长时，许多云南人到疆落户。另外，清代遗迭的犯人来疆每年不下六七百人。
特别是在清政府腐败之后签订的种种条约，真让人心疼。
（近代新疆的第一次危机：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爆发了维吾尔族及回族等族人民的反清武装起事）
抗战时期，由于新疆不像内地那样战乱那样，局势相对稳定，内地（陕甘等地）许多人迁来新疆。
解放后，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随后，很多解放军官兵（绝大多数是汉族）就地转业，分布于新疆各地，组建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10余个师和100多个农牧团场，这是解放后首次大批汉族人迁入新疆。
1952年，兵团从上海、湖南、湖北、山东等地招调女兵并派有干部及其家属进疆，1958年到1959年，山东、安徽、江苏支边青年来新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内地大批汉族人自流来疆，1964年至1965年又有大批上海、天津、四川支边青年来疆，1966年有大批河南人来疆。
改革开放时期。上世纪80年代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新疆的发展呈现大跨步发展，商业、流通业、科技业等促进了内地人才来新疆发展，主要分布于城市和兵团及地方的团场乡村，从事科技、工农业和流通业以及边贸等。
有资料显示：截止2024年，汉族的人口有780余万人，占全疆总人数的39.75%。读后感之乌鲁木齐
新疆日报有文说：
“60年来，乌鲁木齐人民确实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建设这座美丽的城市。”蔡美权说。几十年前，乌鲁木齐旧城外都是一片戈壁，如今绿地点缀在城市的各个街区，几座美丽的人工湖出现在原先的荒山之间，特别是最近十年，乌鲁木齐的绿化面积扩大了5倍，这反映在地图上即是越来越多的绿色。“是我们让红山变绿了。”，位于乌鲁木齐市中心区域的红山，曾因裸露出紫红色的岩石而得名。上世纪80年代初，数万青年学生与解放军战士用书包、脸盆把黄土运到山上，“包住”了这座寸草不生的荒山，这才有了种树的条件。现在，红山早已变成“绿山”，上面建起了公园，成为众多乌鲁木齐市民休闲晨练的场所。
对比2024年与1977年、1947年的城区地图，除了绿色，代表水域的蓝色也越来越多。蔡美权指给记者看，位于市区南面的“水上乐园”可谓是荒山出平湖，“1966年到1970年，我们乌鲁木齐各族人民出动70万劳动力，搬运了30万立方米土，在山岭之间筑起大坝，拦截成这样一个大湖。”
蔡美权说，这个原先用于为市区供水的湖，随着用水不再紧缺，在1984年到1986年改建成了一个水上乐园。“像这样靠人工形成的湖在乌鲁木齐很多，让这座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城市有了足够湿润的气息。” 从毛驴到汽车飞机，佳话代代延续
1941年，1947年，1977年，2024年，四幅图覆盖的区域越来越大，道路也越来越密、越来越多。
解放初期，乌鲁木齐好走的路很少，也很窄，骑毛驴要比坐汽车方便。”蔡美权回忆，通火车是1960年以后的事。当年库尔班大叔要骑着毛驴去北京见毛主席，就是“行路难”这一历史事实的真实写照。
火车站、飞机场、昆仑宾馆、八一剧场……这些城市建设的地标都在1977年的《乌鲁木齐市街区图》上留下了历史印迹，而“反帝路”“反修路”等路名也留下了那个年代独有的味道。此时的乌鲁木齐，路网已经初成规模，公路、铁路，组成了乌鲁木齐市内外一条条交通动脉，市民出行、物资运输的条件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翻开2024年的地图，乌鲁木齐的路网规模又比1977年扩大了数倍，密如蛛网的道路能容纳下如今数十万辆的汽车保有量，绕城的外环路和一批不断拓宽的主干道大大缓解了交通拥堵，“行路难”彻底成为历史。
“街衢不见寸草生，濯濯童山环孤城。”这是清代诗人纪晓岚1768年被乾隆皇帝发配新疆后，在乌鲁木齐留下的诗句。而如今，乌鲁木齐早已换了人间，天山也已是满目青葱。自汉代以来，中国的西北边陲从来都是多事之地，部落战争、民族纠纷、宗教冲突从未间断，放在历史的视野中，1949年之后的新疆，算得上稳定和繁华，对外没有了边境战争，对内没有了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央政权的大规模对抗。
然而2024年的夏天，注定将写入中国的边疆史。7月5日这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力活动袭击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1700多人受伤，近200人死亡，这样的伤亡数字超过了过去10年新疆民族冲突中伤亡人数的总和。
“7·5”事件之后半个月，来到新疆，国际大巴扎上，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叫卖和田玉、英吉沙小刀和吐鲁番干果的商人与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比肩而过。这是今日新疆最典型的镜像：一面是开放而通达的新疆，扩建中的机场直通中西亚各国，27个对外口岸繁忙如昔；一面是紧张而脆弱的新疆，互联网断网，手机短信屏蔽，缺乏安全感的人们对武警的依赖前所未有。
复杂的西北边疆
7月底，来到新疆最西北的哈巴河和布尔津等地时，当地不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百姓，最为热衷的话题是开矿、旅游、以及如何卖东西给哈萨克人、蒙古人和俄国人。
今天的新疆早已不是那个汉族人生活在兵团、机关，而少数民族则居住在乡村、市井，二者相对隔离的时代。民族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已经深入日常生活，传统的诸如和田玉、英吉沙小刀这些维族人的营生，汉族人也开始经营起来，在国际大巴扎、二道桥等乌鲁木齐传统的旅游商业圈里，汉族人和维族人比邻做生意的情形早已成为日常景象，甚至维汉通婚的现象也开始出现。
频繁而不可避免的交往、竞争中有着不同语言、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民族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几乎不可避免。在人口高度流动的今天，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非流动社会的诸多传统的治边之策和自治操作模式，在今天这个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全球化的时代显出了适应力不足的现实问题。今日中国西北边疆早已不再仅仅是政治、军事的问题，也不只是贸易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多民族高度杂居社会里的民生问题。“7·5”之痛
尽管分裂主义运动是否真的是新疆社会的头号问题，学界尚有争论，但近年来，出现在公共视野中的新疆却往往与暴力和恐怖相伴，“7·5”事件更是将此印象推向了极致。在乌鲁木齐最为繁华的二道桥、国际大巴扎等公共场所，一夜之间，暴徒杀死了近200人，行凶者大多来自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喀什、和田等地，而受害者则多为汉族平民。自1949年建国以来，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下，中国社会还没有哪个城市出现过如此惨烈的种族仇杀。
半个月后，当地的电视台、报纸等各类媒体播报的几乎只有两件事，一是对“7·5”事件暴徒的追击令，二是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官方在追击歹徒的同时，也在尽一切办法希望弥补事件造成的不同民族间的裂痕。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上，对于边疆的统治总是在怀柔与高压之间徘徊。1949年之后，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摇摆。建国初期，经过大规模的剿匪之后，新疆出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稳定，但“文革”的到来，使得整个国家秩序大乱，新疆也不例外，正常的宗教活动都受到了破坏。“文革”结束之后，作为拨乱反正的一部分，198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对民族自治政策做了相当大的调整，大批的汉族干部纷纷撤回内地，甚至连工程技术人员都撤了不少，但随后的巴仁乡**和1986年因司马义·艾买提上调中央而引起的新疆大学生静坐示威，让这些短暂的改革都被中止了。
1990年代以来，新疆跟整个国家一样，转而开始经济建设。“7·5”之后的乌鲁木齐就是新疆矛盾与希望的交汇点，一边是蓬勃的经济发展，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有着宏伟志向的城市，新疆资源丰富、疆土辽阔，且处于亚洲地理中心，邻国众多，四通八达，完全有实力成为整个中亚的中心城市，但另一边，却在民族纠葛的泥潭里难以自拔。暴力事件留下的阴影，仍将笼罩这个充满希望的城市。觉得这段比较好，就誊到这上面来了。
新疆的未来
事实上，民族矛盾不独中国有，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无论政体，为了消化民族矛盾，都进行过不同形式的民族同化政策。所谓的民族同化就是少数民族向主要民族靠近，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几个成功的例子，相反，经常导致更加剧烈的民族冲突。
中国的内陆边疆，没有哪个地方像新疆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边境线，而且，比邻的都是拥有丰富资源、辽阔疆土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经济有着极强的互补性。与远赴非洲做生意的风险和艰辛相比，跟中亚邻国的生意显然更加便利，这些都将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足够的缓冲。
新疆对于中国而言，不再仅仅是国防前线，更是开放前沿和持续发展的战略要地，几乎所有的战略观察家都预言，未来15年，新疆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腹地的地位将得到极大的提升。也因此，如果让恐怖与反恐成为新疆的主要议题，这不仅是对新疆的损害，更是对整个国家的伤害。
“7·5”事件之后半个月，中央政府迅速调拨了40亿元，用于南疆三地州改善民生项目的建设，据新疆发改委透露，40亿主要用于南疆三地州抗震安居工程、行政村及社区文化室、兴边富民工程、贫困乡村生产基础设施、广播电视基础设施、乡镇干部周转用房等7个造福南疆三地州各族群众的专项规划。此次暴力事件的歹徒大多来自于南疆各地，一直以来南疆三地州都是新疆相对贫穷落后的地方。
但在哈德斯看来，安抚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新疆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黄金等自然资源，近年来，资源开发如火如荼。但是资源开发如何惠及当地民生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资源都在新疆境内，应该先让新疆人享受到开发的好处，矿区所在地的就业、教育等等方面都应该得到财政上的优先照顾。”哈德斯说，但在照顾原住民利益过程中，绝不能按照民族来区分，不管是汉族、维族、哈萨克族，所有的族群都应该被一视同仁，而不是谁闹得凶就给谁更多的好处。
“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治理思路，在西北边疆内部紧张局面的缓和上，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功效，但是显然靠此一招已经不够用。追求怎样的发展？发展如何真正惠及民众，这个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转型中遭遇的命题，在西北边疆显得尤为紧迫。从某种程度上讲，新疆的问题是民族问题与中国社会发展转型问题的交织，能否在民族问题剧烈爆发前，完成现代化的转型，这关乎新疆的未来，也关乎国家的未来。
作为哈萨克族人的领导者，哈德斯曾不止一次前往邻国哈萨克斯坦访问，在他看来，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中国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无论是工业、交通等基础设施，服装、食品等生活用品的供应，还是科学、教育的发展，哈萨克斯坦都与中国差距巨大，但是，他们也有比我国做得好的，那就是社会保障程度，在哈萨克斯坦，每一个国民，即使是农民，只要到了退休年龄，都会得到国家丰厚的养老金，而且，读书、看病都是免费的。”
自古以来，中央政权的稳定和强大，都是消除边患最大的保障。今天也不例外，强大而开放的中国保障了西北边疆的稳定。相较于中亚各个邻国，中国工业化、商业化的高度发达，让中国的西北边境到目前仍然处于一种相对的优势地位。这些因素注定了新疆的分裂主义难成气候，但边疆地区的社会矛盾也已经到了必须认真求解的时候，否则，随着邻国的强大和崛起，内外因素将使西北边疆再次陷入复杂的局面。
西藏的历史与变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千百年来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藏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
---从1949年初起，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考虑和筹划逐渐明晰和具体，并摆上了重要工作日程。1949年2月，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与来访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到解放西藏的问题。他指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为了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完成祖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中共中央作出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建设西藏。1949年8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在进军西北时，要为解决西藏问题作准备。随后，又根据实际情况，将进军西藏的战略任务主要赋予中共中央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9月26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作出三项庄严的保证，其中第一项就是保证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领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1950年10月,进军西藏的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地方分裂势力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阴谋，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中共中央在决定进军西藏的同时，采取一系列举措，争取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因为，西藏如果能够实现和平解放，对于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保持西藏社会的稳定是十分有利的。为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北局都大力做争取工作。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团抵达北京。经过一个月的谈判，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平解放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羁绊，维护了国家主权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实现了藏族与全国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为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基础。5月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对外公布了协议的全文，并报道了和平谈判的经过。《十七条协议》一经公布，立即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欢迎。同日，**大师及**堪布会议厅全体人员发表声明，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6月1日，**致电毛主席，表示真诚拥护协议，为实现协议，为西藏民族永远地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获得解放和发展而努力。10月24日，**喇嘛致电毛主席，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根据协议规定，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分别从四川、云南、青海、新疆等地向西藏进军。1951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抵达拉萨。9月9日是藏族的“雪顿节”，这一天，人民解放军进藏先遣支队进入拉萨市区，并举行了先遣支队入城仪式。10月24日，中共西藏工委、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进驻拉萨郊区。26日，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欢迎仪式在军乐队高奏国歌声中开始。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向进藏解放军致敬，献哈达。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在五星红旗和毛泽东、朱德画像引导下，以军乐队、红旗队为前导，在《解放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威武雄壮地进入拉萨城区。西藏地方政府各级官员、三大寺的**、堪布、藏军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两万多人夹道热烈欢迎。拉萨全城红旗招展，鼓号齐鸣，哈达纷飞，人山人海，人们争相目睹这一盛大的历史场面。
实行民主改革，既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西藏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在西藏地区要进行民主改革。西藏民主改革的范围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项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风俗习惯的改革”。
西藏和平解放时，中共中央考虑到西藏的实际情况，《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1956年9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指出：“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必须是和平改革”，“西藏的民主改革，必须在充分做好准备工作，上层真正愿意改革的时候再去改，并且在改革中要坚决做到少出乱子和不出乱子，否则宁可暂缓进行，而不要勉强进行。”同时，中央作出西藏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
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和敌视中国的外国反动势力的唆使和支持下，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他们一面对中央虚与应付，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一面暗中与国外反华势力相勾结，加紧策划分裂祖国的活动，在西藏各地不时挑起局部武装叛乱，并加强其内部的统治和控制，极力巩固其罪恶的农奴制度。到1958年前后,西藏的局部叛乱逐步升级，严重威胁到西藏各族人民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生产、生活和生命安全。对此，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和驻藏人民解放军一再采取克制和忍让态度，并寄希望于西藏地方政府担负起平息事态、制止叛乱的责任。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及上层反动集团却反其道而行之，由暗中支持武装叛乱逐步演变为公开支持并亲自组织武装叛乱。
1959年3月10日，以**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西藏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的全面武装叛乱。3月20日，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奉命进行平叛作战。3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已经撕毁了十七条协议，背叛祖国，发动西藏的全面叛乱。中央原来决定的六年不改的政策，自然不能再继续执行下去。”“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以便彻底解放藏族人民群众，引导西藏地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消除叛国分裂活动的根源。”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决定立即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
到1960年底，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彻底摧毁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废除了旧西藏严重的封建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和各种野蛮刑罚，百万农奴和奴隶获得翻身解放，成为国家和西藏地方的主人。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和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推动了西藏社会的巨大进步，给各阶层特别是劳动群众、百万农奴带来了巨大利益。百万翻身农奴更加热爱共产党、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以失败而告终，他们妄图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的丑恶面目则暴露无遗。
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普选，翻身农奴和奴隶第一次获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选举产生了各级人民政权，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标志着西藏全面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人民从此享有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与全国人民一道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2024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3月28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关于龟兹我就不多说了，它位于今新疆库车县境内。
这是我写的读后感，感觉自己收获不少，虽然是理科生在中学很少接触历史，不过以后加强对这方面的知识。
2024-4-6
我轻轻的唱有一点吵,看著哥们儿你冰冷的身体在燃烧,多想陪你飞可我却做不到,聼我为你祈祷这一秒下,Isee you soul,你一直在我左右,仿佛当初,跟你说no你却说wo,but I feel you,dog,在跟我握握手,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没有你存 感觉得到你的爱,最好的朋友 我等你回来,没有我的爱,怕你看不清未来 期待的色彩却是苍白,无论我身在何处你都在我身边,深信你是我的守护天使落入凡间,当爱变成习惯你却已经不在,犯错的到底是谁,我们都太傻,纯真的爱却在受罚,开门的瞬间期待的扑闹,却只剩下一阵酸楚无奈的苦笑,甚至开始怀念怀念混乱的一切,都伴着音符在心里随处飘飘,我要我们在一起,一起散步,一起啃排骨,像老虎却胆小如鼠,但为我你愿意全部付出,只要一个微笑就可以止哭,没有你存在,感觉得到
你的爱
最好的朋友 我等你回来,没有我的爱,怕你看不清未来,期待的色彩却是苍白 角落是否太暗,宝贝是否害怕有个地方叫天堂,那里从来没有伤害,生命没有排
序,my best friend 相信有一天我们还能再相聚,剩下自私的空间,原来只是孤寂一片,最忠诚的你消
失不见
看到太多虚伪的脸,纯真的一面慢慢毁灭,i'm sorry,这就是你所信赖的世界 baby dont go,let me know,何时才是尽头sit wow,握手,你总是那么优秀,吐吐舌
头
just let it go,oh my bestfriend you 没有你存在感觉得到你的爱 最好的朋友 我等你回来
没有我的爱 怕你看不清未来 期待的色彩却是苍白 没有你存在 感觉得到你的爱 最好的朋友 我等你回来
没有我的爱 怕你看不清未来 期待的色彩却是苍白
没有你存在 感觉得到你的爱 最好的朋友 我等你回来
没有我的爱 怕你看不清未来 期待的色彩却是苍白
周杰伦-七里香 专辑:七里香 作词:方文山 作曲:周杰伦
演唱:周杰伦 ★白色之枫 制作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 你说这一句 很有夏天的感觉 手中的铅笔 在纸上来来回回 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 秋刀鱼的滋味 猫跟你都想了解 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寻回 那温暖的阳光
象刚摘的鲜艳草莓 你说你舍不得吃掉这一种感觉 雨下整夜 我的爱溢出就象雨水
院子落叶 跟我的思念厚厚一叠 几句是非 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 你出现在我诗的每一页 窗台蝴蝶 象诗里纷飞的美丽章节 我接着写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 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
那饱满的稻穗 幸福了这个季节 而你的脸颊象田里熟透的蕃茄
你突然对我说 七里香的名字很美 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整夜 我的爱溢出就象雨水
第三篇：历史读书笔记
历史读书笔记—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在写完《史记.孔子世家》时，最后引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八个字现在树碑仁寿县城高峰天街公园中心位置。司马迁为了写《史记》，二十来岁游历沅湘苏浙齐鲁，寻迹历史风云人物故里，如刘邦丰沛故里、宿迁项羽故里、淮阴侯韩信故里、薛城孟尝君故里、曲阜孔子故里。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自曝了自己行迹，说“曾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这次他是因公出差，大致沿今日西安成都昆明高速公路一线，跋山涉水，游览过成都都江堰，最远到达昆明（今日大理丽江地域）。我有时想，仅凭这一点，司马迁不仅应该树为中国大历史学家，也应该树为中国大旅行家。汉武帝时代，张骞九死一生，凿空西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主动走出国门，向西方开放。据说今日葡萄、胡萝卜等可以溯源到张骞。张骞是中国第一位国际外交家和国际旅行家。更有价值的是他在阿富汗等地发现了蜀布和邛竹杖，证实南方丝绸之路这条民间商贸物流通道早就存在。前不久西南交通大学召开“中国高铁走出去高峰论坛”，主题就是高铁外交，我看着眼点就是张骞发现的南方丝绸之路和亲历的北方丝绸之路的高铁化。我梦想有朝一日乘坐高铁从成都出发，经过西昌、丽江、腾冲、密支那，直达印度新德里、伊朗德黑兰、埃及开罗。这条南方丝绸之路沿线风土人情旅游价值感觉也许要比北方丝绸之路丰富多彩一些。司马迁是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大旅行家、大天文学家、大百科全书家。我看他不仅是中国汉朝史坛冠军，也是汉朝文坛冠军。西汉文章两司马。司马相如的赋在过去曾为汉代文学标杆，今日汉赋已经淡化老死，只有司马迁的《史记》古文常读常新。司马迁的文笔真是神出鬼没，有如李白谪仙诗笔。司马迁写历史人物片言口语，如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李斯的“吾欲与若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韩信的“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帝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等等，一字一句就见历史人物风度神韵，摹写刻画太精当了，听来品来太过瘾了。以写小说的笔法写历史著作，司马迁可以说是第一人，也是做得最为成功的，这是《史记》几千年魔力密码所在。
司马迁《史记》本纪十二篇，我看只有《今上本纪》写得最差，这肯定不是司马迁原笔，学术性没有《五帝本纪》《夏本纪》《商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强，文字没有《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好。按理秦始皇为离开他最近的著名皇帝。千古一帝，奠定了中华腹地核心生存区域（辽河海河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和度量衡与文字一统格局。今上汉武帝就活在他眼前，耳濡目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中华文化和民族心理统一。后世没有那个封建帝王的格局、规模、气度比得上他俩。毛泽东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今日秦始皇没有留存诗文，只知道他喜爱韩非文章，见到李斯一篇“谏逐客书”，就从谏如流。汉武帝倚重司马相如、司马迁，本人留有“秋风辞”等，我感觉他们二位还是有文化底蕴，识得文字好坏的皇帝。司马迁有文人傲骨，没有拍当权者马屁。这两个皇帝确也凶暴独裁。秦始皇长相蜂目豺声，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欲行仁义，司马迁这样写，确实要有非凡的勇气。汉朝接续秦朝，汉朝人把秦朝说得坏，以便证明本朝才是最好，这是自然的。司马迁写本朝开国皇帝刘邦，虽然夸他“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又说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写他在逃生关头连老婆孩子都不要，要推下车去。项羽要烹刘太公，他小子倒好，说“分我一杯羹。”写绝了刘邦的流氓无赖不孝本性。这样写，换到唐朝、宋朝、明朝和清朝，司马迁肯定脑袋早就搬家了，哪里允许他选择宫刑，还能继续呆在汉武帝身边担当中书令。虽然司马迁自认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我感觉汉武帝内心还是很欣赏司马迁的文才、史才的。《今上本纪》真本估计被汉武帝及其子孙利用皇权毁尸灭迹了，后世历史学家考证说现本《史记.孝武本纪》是把《封禅书》稍微改动一下充数。《史记》中十篇有录无书。秦始皇、汉武帝乞求长生不老，干下不少哈儿事情，上了徐福、栾大等江湖术士的当。这种期望不死的心理可以理解，普通老百姓乞求平平安安活到百岁，只有皇帝才敢期望活到万岁、长生不死。后世李世民、嘉靖、雍正都是聪明之主，不也照样相信术士的甜言蜜语，乞求长寿，反促早死。可惜司马迁写的《今上本纪》原本不在，班固写的汉武帝本纪，功力也比司马迁写的秦始皇本纪差些。
司马迁创立列传体史书的五体格局（12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我看司马迁这个创造最为伟大，后世中国历史学家都逃不出司马迁的五体牢笼。正史都是纪志表传，只是把世家降为列传。为什么《史记》各体篇目数这样，后世研究有多种解说，说司马迁本是天文家数，有意拿一纪12星次，一年 12月，一月30天来天人合一，我个人感到这样解释有点牵强附会，或许这种篇目数只是一种巧合而已。一些历史学家深挖《史记》五体格局和130篇目取名的微言大义，诸如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该不该列？西汉开国三杰为什么降韩信为淮阴侯列传，陈涉为什么要列入世家？封建史家对司马迁和《史记》有点吹毛求疵了，班固等虽然赞誉司马迁的《史记》为实录，又批评他“是非颇谬于圣人。”更严重的王允说《史记》是谤书。今日想来，我倍感司马迁人格伟大，学术自由，精神独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五体格局比四体格局更具有等级层次性，对于历史人物的历史贡献权衡度量显得更为灵活精准些。项羽、吕后实际主宰天下，该列本纪。孔子、陈涉都是一种文化学术事业、一种改朝换代功业的开创者，两千年来绵绵不绝，与西汉开国元勋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等并列世家，我都感觉显得低了一点。
《史记》共130篇，我最为喜欢的篇章是秦始皇、项羽、高祖三本纪和李斯、张良、萧何、韩信、陈平、周勃等世家列传，他们都是秦汉相交楚汉争雄时代的历史风云人物，我觉得这几篇是《史记》的精华所在，司马迁文笔的精妙所在，看来司马迁不是平均使用力量。如果换一个人来写，我看写不出司马迁这种活色生香的文字，诸如李斯列传的两次感叹老鼠，诸如萧相国世家和淮阴侯列传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故事，诸如项羽本纪中“破釜沉舟、鸿门宴、霸王别姬”三大场面。我觉得《史记》全书写得最好、最为顶尖的篇章就是《项羽本纪》，诚为一代英雄绝唱。项羽虽然只活了31岁，主宰天下才5年。楚汉相争刘邦最后赢得天下，执政了8年，刘姓王朝还一直延续到三国蜀汉刘备刘禅。司马迁的天才文笔让项羽这个失败了的真英雄一直活到了现在，让刘邦这个真皇帝一直陪伴他到了现在。我真想不出一代英雄人物，这些细节，这些语言，司马迁是如何晓得的。他以小说笔法来写正史，写得来还让后人觉得没有出格，真实的历史内情似乎就是这样。司马迁写《史记》刻画历史人物群像须毛生动，后世难有史家企及，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都没有司马迁这种文字魔力。我感觉司马迁是有意这样对立典型描写，所谓互见法，不仅文字互见，史实互见，更重要的是人格互见，人品互见。同是皇帝，项羽、刘邦是这样写。同是宰相，李斯、萧何是这样写。同是大将，曹参、韩信是这样写，李广、卫青是这样写。看司马迁的《史记》，必须交换互看，才能看到文字的背后，才能知道刘邦底细，才能明白韩信冤枉。司马迁本是奇人一个。他是有点好奇，喜欢为奇人、奇事、奇功、奇迹列传。对于权位人物，即使在刘邦开国分封功臣表中位列前
十、爵位一品的大员，他也不是面面俱到，有的仅仅在表中列名而已。这时才能真正感觉司马迁创建史表记录格式的妙处。春秋十二诸侯年表、战国六国年表等实现了异地同时、同地异时的王、国纵横相处。我感觉写历史最难的也许不是写本纪、写列传、写书志，我觉得最难的最显史家功力的也许是写史表，可惜现在不少出版商为了节约篇幅，把《史记》的史表删除了。想到司马迁时代还是以竹简木简为主要书写材料，他整出来的史表，如三代世表、春秋十二诸侯年表、战国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10表，后世怕只有感谢他举重若轻、举轻若重的非凡毅力和细心精心。
司马迁写《史记》，用130篇、52万多字的篇幅就拿下黄帝以来中华三千余年历史，而班固写《汉书》，西汉只有二百三十年，还用了100篇、80万字，汉武帝以前的历史还是多数抄袭《史记》文字。班固写《汉书》还是班彪、班固、班昭、马续父子兄妹等四人接力，司马迁写《史记》最多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二人合力，司马谈也许只是列出一个大纲。看完司马迁《史记》的表和志，再看新唐书、旧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等各个正史的表和志，让人更加佩服司马迁的严谨和精心，他的大手笔学不来，他的小精心更是学不来的。司马迁生于天文史官军事经济文化世家，我看他生下来就有超强的自信力，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所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谓“小子意在斯乎。”他是把自己作为周公、孔子文史道统的继承者来自认的。面对汉武帝让他选择自杀还是自宫时，他为了《史记》宁愿忍辱求生。只要看看汉武帝一朝多少宰相都被汉武帝逼得自杀，所谓士可杀不可辱，汉人比较有血性，更加彰显司马迁这个选择的不容易。司马迁活着为《史记》，死也为《史记》。司马迁的《史记》第130篇太史公自序，加上报任安书，就是司马迁自己为自己作的列传。班固很聪明，写《汉书》时直接采录。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再有权力的帝王都是一时的。汉武帝执政长达54年，今日看来司马迁的历史影响力已经超出汉武帝，未来更是无期。话也要说转来，我们还要感谢汉武帝时代，有给予文人自杀、被杀或自宫选项的机会，没有出现后世班固自杀、范晔被杀等历史惨剧；感谢汉武帝时代有允许私人撰修国史的制度，没有唐代以后只能官修的限制。司马迁，成也汉武帝，毁也汉武帝。惺惺惜惺惺，伟大人物遭遇了伟大王朝，才有司马迁这种史学文学双料巨擘出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遇到司马迁和《史记》，我只有五体投地的选项。
第四篇：历史读书笔记
从甲午战争中得到的外交启示
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将魔爪伸向朝鲜，威胁到了中国在朝鲜唯一宗主国的地位。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实力与日本有较大的差距，没有胜算，所以极力避免与日本的直接冲突。清政府极力催促朝鲜向西方开放，以打击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另一方面，在与日本的外交斡旋中，清政府寄希望借西方的介入来取得自身的谈判优势。但是他们得如意算盘没有打响，反而，他们的妥协和对帝国主义抱有的幻想使之失去了宝贵的备战时间，为战争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也许西方各国是想利用日本再次打开中国国门，以便坐收渔翁之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帝国主义已经几次试图打开朝鲜国门。但是，李鸿章没有认识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相同的侵略本质，妄想“以夷制夷”，这是对外交形势的错误估计。与此同时，日本倒是极好地分析出了中国、西方对日本在朝鲜利益的影响。他们想方设法地鼓动中国削弱西方国家在朝鲜的影响，缓解混乱的朝鲜局势，为其扫清障碍。以便日后只需面对中国，减轻占领朝鲜的压力。
对比之下，我们得出：利用第三方牵制敌人只能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法宝。我们不能只寄希望于别国替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在任何时候，国家利益都是本国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别国不可能不惜代价援助我们。唯有认清国际形势，积极提高自身的力量，才能保护自己。当前，我国面临着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的考验。一方面，我们要继续重视与相关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寻找出口和应对办法，采取强硬的外交态度维护国家利益。
同时，甲午海战也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本质。
不少用于军事建设的费用被官员拿来挥霍，而李鸿章却没有去阻止，其中一点原因便是不少官员都是他的亲戚。这些人借助他的官职搜刮利益，浪费了很大财力，也是甲午海战失败的之一。首先，清政府独断专制，割裂政府与百姓的联系，百姓自然没有渠道和权利去监督政府。而且在自然经济的影响下，百姓自给自足，民族意识自然就欠缺。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已经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民主监督制度，民众民主意识提高，但是官官相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贪污腐败现象依然明显。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继续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打击，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提高人民的政治素养，拓宽民意反映渠道，促进政府决策透明度的提高，降低政府腐败对社会的危害。
中日甲午战争不仅体现了两国国力的较量，也反映了两国国民的精神状态。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民主道路，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权利，民族意识大大提高，他们将自己与国家联系起来，积极投身国家建设。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割裂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因此人民对国家的政策一无所知。所以在甲午海战中，日本是“全民族参战”，而中国只是北洋舰队出战，力量对比就更加悬殊了。
联想到现代，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国民民族意识的培养，因为团结的民族才是有力量的民族。想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国民自发将随身贵重金属物品捐献出来以缓解国家经济压力，韩民族的民族精神帮助他们顺利度过了一轮财政危机。面对钓鱼岛危机，中国国民有组织有纪律的大规模游行引起了国际的关注，也展示了我国人民坚定的保岛决心。这些事实启示我们，一个国家国民的精神状态，足以影响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的走向。
中华民族遭受过的屈辱警示我们：弱国无外交。只有大力发展经济，增强自身实力，才能提高国际地位，占据外交的主动。我们应该把自身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努力提高个人素质，提升国家形象，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刚健有力。我们的行为虽不能足到让对手畏惧，但至少可以证明我们不是随便给人家欺负的。我们要努力成为中国外交强大的助推器！
第五篇：经学概论论文
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意义
杨小末 经济学院２班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遗传因素，深深融入到中国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积极或消极的双重作用。系统考察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的积极作用更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在现实考察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从文化哲学视角对传统文化的生活价值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传统文化 现代社会 价值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基础、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形成的文化积累。它不仅以程式化的经典文献、制度等客体形式存在着，而且也以独特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等主体形式存在着。五千年艰难的历程#决定着其精华与糟粕的并存。
一、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
关于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借用美国文化社会学家希尔斯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代人都要修改前辈传递下来的信仰和行为范例，我们还必然会发现，大量的信仰过去被拥护，现在仍然被拥护，许多行为范例过去被奉行，现在仍然被奉行，而且，这些信仰和模式与近期出现的范型相互并存。”[1]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已发生“错位”，传统文化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二是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稳定性，因而现代生活中仍存在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三是尽管现代生活仍继承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但这种继承不是一成不变的拷贝，而是有所修改的被接受并发展；四是现代生活在创造着新的文化。这或许可以用错位——继承——发展——丰富来表述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错位
现代生活是不同于传统生活的生存模式。适应传统生活而产生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这是由于传统文化本身以及时代都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从其本身来说，传统文化都有两重性，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落后、腐朽的一面；从其发展的不同时代因素来说，由于现代反差，传统文化既有适应现代生活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甚至阻滞现代生活的一面。由此导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发生了错位。
（二）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挫折、甚至像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革”那样的摧残却薪火不灭。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原因。从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上看，传统文化有其时代性，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但除去其含有的时代性因素，还包含着普遍意义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为现代社会所继承。例如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重视家庭、诚实信用、正义勇敢和爱国等等文化特质仍是现代人的生活信念。其次，对一个民族来讲，传统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现代生活的文化基点和历史条件。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生活都不能建立在虚无基础之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被批判过的传统之上。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三）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发展
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是原封不动、一成不变地传给下一代的，而是有选择、有创造、有意识的文化发展过程。有选择，是指现代人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细致的分析之后，选择其有现代价值的精华部分继承下来，抛弃其不适应现代生活的糟粕。有创造，是指通过对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重新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使其更适应现代生活。有意识，是指现代人作为文化创造和选择的主体，要有主体意识、自主意识、文化意识和反思意识等等。这样，经过现代人继承的传统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呈现着的文化传统，成为融入了现代生活并流传下去的传统文化。
（四）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丰富
现代生活也在创造着新的传统文化。现代人的生活决不是简单复制已有的传统，相反，它是指向未来的一种创造。在现代生活中，根据变化了情况，创造出我们传统中所没有的、崭新的东西，它们中具有遗传活性的就会流传下去成为新的传统，从而丰富了传统内容。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
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传统文化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简略说来，它作为社会整合的精神遗产、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道德建构的再生资源和生活观念的导向因素，对现代的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道德文化生活和贯穿三者之中的生活观念有着极大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整合价值
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社会成员之间的结合和凝聚是其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借以凝聚的力量，既有经济利益的聚合力，又有种族血缘的亲和力，还有政治政权的控制力，但最根本的还是传统文化所产生的文化整合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整合力量对现代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传统文化可以超越地域、阶级、党派、种族、时间的界限，以文化为纽带，以思想为桥梁，产生巨大的而又无形的文化整合力量。通过人们心理上的认同、感情上的拥戴、行为上的遵守，如同一只无形之手将人们联系起来，形成“同心同德”的社会整合力量，将整个民族的感情、意志凝聚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传统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经济之树成长的土壤，蕴含着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与动力。古有“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之说，甚至有人把传统作为调节社会资源的第三种手段。总结起来，这些潜在的动力因素包括：
由“忠”引申出来的爱国精神、以“孝”为核心的家庭关系、集体主义、强调刚健自强、强调“厚德载物”。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推动力，而且提供某种“制动力”，使中国经济不致脱离常轨，保证社会各方面协调运转。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市场游戏规则没有完全建立，导
致经济生活中的种种负面现象，如某些企业唯利是图，某些个人为谋利不择手段，影响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而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些行为有种“纠偏矫正”功能，它的一些经济道德资源让参与经济活动的土体有了主观的自主的软约束，警戒人们不致失去控制，从而保证市场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运行。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塑造公民现代人格的精神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典型的“德性文化”，其最有继承价值的部分就是传统道德。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为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的建构提供资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原料和营养。
以孝为开端加以推广放大，阐发出孝敬父母、赡养老人、夫妻之间互敬互爱忠贞专
一、长幼之间友爱恭让、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重视家庭、工作认真上进、遵纪守法、爱国等等优良传统。我们今天开展公民道德建设，要想使各项道德规范深入人心，取得实效，就要效法中国传统道德的“阐发之道”。我们要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建设与现代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相适应的现代精神生活，就要汲取统道德文化的资源，补充现代人的精神养料。
（四）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引导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考验，己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现代中国人要走向现代生活，心须具备现代健康文明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有三点对树立健康文明的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一是积极的入世精神；二是务实的实用理性精神；三是乐感文化精神。
另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其他对树立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的因素：如传统的俭朴、未雨绸缪、居安思危、量入为出等思想对现代消费观具有一定意义，其它如中国人独特的艺术审美观、重意境美与自然美、重精神享受等意识对树立现代闲暇观有可取之处。
结束语：
传统文化与现化生活毕竟是不同的概念，因而存在着历史反差。现代生活是传统生活的延续，内在地包含有传统文化的某些因子。这些因子经过转化而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展现的传统文化，成为现代人的一部分，并且通过现代人的生活实践
而不断丰富着内涵。总之，现代生活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方式的呈现、历史继承、现实创造与丰富发展，传统文化是现代生活的历史条件、文化基点与现实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李中华、张文定编：《论中国传统文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
2.吕希晨：《中国现代文化哲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姜汝真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阐释与现代价值》，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４.陈红梅，常万新：天津电大学报第８卷第１期